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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花只送不卖,助认知障碍老人接触社会

    《 文摘报 》( 2024年11月23日   08 版)

        一名老人在“老有记时光花亭”展示花艺作品。

        “咦,这座亭子里放着好多花,哪里来的?”

        最近,上海市奉贤区奉浦街道九华社区的不少居民注意到,家门外的国顺路生活驿站底楼,新添了一座小巧精致的花亭。每逢周末,这个名为“老有记时光花亭”的深蓝色小空间都会亮起灯光,一位笑容和蔼的老奶奶或老爷爷会推开白色折叠玻璃窗,用好奇且期待的眼神注视着窗外的人来人往。他们面前的窗台上摆放着颜色各异的花艺作品和绿植,若过路者有意与之互动交流,他们大概率会亲手送上一捧花,絮絮叨叨地拉着对方讲个不停。只不过,他们说的话,有时在语义上是前后不连贯的。

        帮助认知障碍老人重拾社交能力

        这并不单纯是一家“只送不卖”的热心公益小花店,坐在里面的老人,都是奉浦街道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居民。尽管他们外表看起来与寻常老人并无明显不同,但在确诊认知症后的每一天,他们都经历着认知和自理能力的衰退,逐渐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如何与外界沟通,日常小事更是转头就忘,生活也越来越闭塞。

        花亭背靠国顺路生活驿站,这是奉贤区首个认知障碍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承接着街道内近20位中轻度认知障碍老人的基础照护、认知干预和康复训练。据这里的社工范春英推算,街道内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远不止这个数量。“根据每年社区开展的认知症初步风险筛查,不少老人都存在患认知障碍的倾向,但因长期以来对这类疾病的污名化和老人们的病耻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采取回避态度,拒绝前往医院进行确诊与治疗,错失了干预时机。”

        对于认知障碍,科普与干预同样重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认知障碍的科普大多停留在居委会和志愿者发的传单和张贴的标语上,没能真正起到直抵人心、唤起共鸣的效果。“即便在认知障碍老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看似已经走出家门进行社交,但本质上仍困在同类人群的‘孤岛’上。”范春英说。

        “老有记时光花亭”就是希望以此为窗口,帮助认知障碍老人重拾自信和社交能力,并带动周边社区居民关注、关怀这类特殊人群,营造友好的社区氛围。花亭就在生活驿站楼下,周边是热闹的居民区、学校,来往的人流不断,增加了这一人群与社会的接触机会。

        范春英告诉记者,花亭里面的花艺作品都是认知障碍老人在护工或志愿者的协助下亲手完成的,这项活动通过感官刺激和手指运动锻炼老人的脑力,缓解其焦虑情绪。通过花亭向社区居民赠花,能促使认知障碍老人与居民进行社交沟通,让彼此间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理解。

        隔着花亭的窗口,28岁的小伙张毅与75岁的陈阿婆聊了许久。“得知陈阿婆患有认知障碍之后,我顿时觉得手里这个花艺作品的意义不一样了。我之前没接触过这个群体,跟陈阿婆聊下来,感觉她和普通老人差别并不大,很真诚,她还跟我说了自己晚年遭遇的不幸事。我听完心里挺难受的,所以想尽可能陪她多聊几句,希望对缓解她的情绪有些帮助。”张毅说。

        跟认知障碍“抢时间”

        除了已被确诊的老人,在社区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居民存在患认知障碍的潜在风险。许多社区工作者也在探索,如何跟认知障碍“抢时间”。

        “左右!右左!”每到周二,奉贤区金海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站二楼的活动室都会传来欢快的鼓声与笑声。近20位老人围坐着,每人面前放一只色彩鲜艳的非洲鼓。在社工的指导带领下,配合《东方红》的旋律,大家的双手在鼓面打出整齐的节奏。

        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经过前期筛查,确定存在患认知障碍的风险。针对这一人群,今年6月,金海街道创新推出了非洲鼓音乐疗法,将乐谱简化成最基础的左右手交替敲击,以此丰富老人的感知体验,刺激大脑,增进其与外界的互动,实现认知障碍的早期干预。

        居民徐阿姨初筛显示存在患认知障碍轻度风险,以前从未接触过非洲鼓的她如今已是固定“鼓手”之一。“打鼓不难,好上手。但有时左右手要交替得快些,我容易记不住,这时候老师会很耐心地手把手带着学。”徐阿姨说,“现在我和很多同学都熟悉起来了,来这里上课就像小朋友们一起上音乐课,很开心的!”

        金海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站社工周治介绍,除了非洲鼓,街道还开启了怀旧疗法、园艺疗法等干预活动。比如,街道在阳光家园为老人们开辟了“忆亩田”,帮助老人们在耕作中找回往日的劳动记忆。每周三上午,设立在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站一楼的“护忆杂货铺”也会准时开门营业,老人们在护工和志愿者的带领下完成手工艺品,并在这里展陈义卖,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与其他社区居民交流互动,提升社交能力和记忆力。

        周治说,认知障碍的非药物干预手段还有很多,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通过丰富的社交活动,缓解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焦虑、抑郁情绪,延缓记忆能力的衰退速度。

        尽管这些干预手段的成效很难准确量化,但老人们身上一些积极的转变仍让周治感到欣慰。她回忆,有位初筛显示存在患认知障碍中高度风险的王阿姨,在街道社工第一次找上门接触时,她呈现出高度的自我封闭倾向,抗拒与他人交流。经过多次开展个案干预,王阿姨渐渐对社工敞开了心扉,开始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尝试参与团体活动,笑容也变多了。

        (《解放日报》11.4 沈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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