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1964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次印刷该书,此时《红旗谱》印数已达97万多册。1965年出版第三版,1978年又推出第四版,至此《红旗谱》印数达500余万册。至20世纪末,《红旗谱》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
《红旗谱》甫一出版,就由北京评剧团率先改编成评剧演出,随后河北省话剧团改编成话剧上演,均受到热烈欢迎。1960年《红旗谱》被拍摄成同名电影,放映后立即红遍全国。2004年,《红旗谱》被拍摄成27集同名电视剧。2019年,《红旗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14年3月,梁斌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他原名梁维周,8岁入村中小学读书。他在12岁考入县立高小,受到张化鲁等共产党员老师的教育与深刻影响。1927年,13岁的梁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人生由此开始揭开新的篇章。
1928年,梁斌高小毕业。1930年,梁斌考入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学校,此时他开始阅读《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其他进步书籍,在这座革命洪炉中开始了政治和文学的成长。1933年春天,失学失业的梁斌到北京,加入“左联”后发表多篇杂文。1934年春天他被国民党当局抓进拘留所,一个多月后才被保释,旋即考入山东剧院。1935年春天梁斌写了《姐姐》《夜之交流》等几个短篇。
1936年梁斌因胃病发作返回家乡。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在当地农村基层组织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并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到1941年期间,他担任过冀中的新世纪剧社社长、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利用空闲时间继续搞创作,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几个剧本。
1942年梁斌经受了极其残酷的冀中“五一”大扫荡考验。1943年他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修改为中篇小说,以《父亲》为标题发表,《红旗谱》中朱老忠一家的遭遇此时已经初步成形,而他的创作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为了进一步积累《红旗谱》涉及的素材资料,一直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梁斌在1948年主动要求南下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襄阳日报社社长、武汉日报社社长等职务,尽管平时有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心中时刻为《红旗谱》打腹稿。
1953年梁斌利用休假时间开始写作,此后完全投入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每天写作10小时以上,在1954年底完成初稿。此时他应老朋友田间的邀请调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梁斌曾拿着这部初稿到天津找孙犁等朋友看。孙犁看后建议:“你铺直了写,写一部《水浒传》!”
回北京后梁斌立即开始进行重写,考虑到重写和修改这部小说可能会花费几年时间,梁斌起意调回河北。到河北文联后,他以每天四五千字、有时7000字甚至9000字的速度进行写作。
1954年7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斌长篇小说《七月》(《红旗谱》第一部)第三章,1955年3月《北京日报》发表《朱老忠济南探监》(《红旗谱》初稿《红旗与枪》中的一章);到1955年他已经重写完《红旗谱》,同时开始构思堪称其续集的长篇小说《播火记》。
然而,梁斌觉得重写的版本“不够味”,依然抽时间继续修改。在经过多次、有的地方甚至是十几次的删改修订后,直到1957年12月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95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略经修改的《红旗谱》第二版。这部小说在梁斌的老家同样很受欢迎,乡亲们每晚通过高音喇叭一起听中央电台的广播。
《红旗谱》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方农村革命斗争的发生、发展和高潮过程作为背景,以大革命历史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七六”学潮为具体历史主线,围绕冀中平原朱、严两家三代农民与冯家两代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斗争展开整个故事,史诗性地再现了轰轰烈烈的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绘制出一幅广阔的革命斗争画卷。
《红旗谱》主要塑造了三代农民英雄形象。生活在晚清的第一代农民朱老巩是传统的北方农民,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但脾气暴躁易怒,缺乏警惕性及与狡猾地主斗争的谋略。他在听到恶霸地主冯兰池要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钟,霸占四十八村官地的消息后,凭借一股血性要阻止砸钟。但是由于中了地主的调虎离山之计而导致失败,他气愤吐血,后重病身亡。帮助他护钟的好友严老祥在几年后也被迫“下了关东”。第一代农民自发对抗地主的行动虽然失败了,然而朱老巩舍身护钟的传奇故事多年里却广为流传。
第二代农民登上历史舞台是在25年后。在父亲朱老巩去世后,年仅15岁的朱虎子(后叫朱老忠)离开家乡四处漂泊。他在人到中年时带着老婆和大贵、二贵两个儿子从东北返回家乡,要报血海深仇。朱老忠在保定车站恰巧遇到儿时伙伴严志和(严老祥之子)。他们一起返回老家锁井镇,第二代农民反抗恶霸地主的故事由此展开。
第三代农民英雄以严运涛、朱大贵、严江涛、朱二贵、春兰等为代表。严运涛和朱大贵的形象同样带有对比性。运涛性格柔和,是个“绵长人”,不和别人正面起冲突,而大贵则急躁、耿直、莽撞。朱大贵同样正直能干,他与父亲一起积极参加反割头税运动并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也入了党。
春兰是有一定革命思想觉悟的年轻农村妇女代表,反抗意识已经由自发走向自觉,在看戏时敢身穿绣着“革命”两个字的外套。尽管春兰被盛怒的父亲毒打,却没有屈服,坚定地拒绝嫁给别人,而等待运涛出狱后与之结婚。
《红旗谱》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它借鉴中国文学章回体形式,吸收《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手法,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与事件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塑造出众多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光明日报》10.25 张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