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诉源治理的模式演变及经验反思
李勤通在2024年第5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中国传统国家起源观认为,国家出现前人类社会处在纠纷不断的混乱状况,国家产生是为结束这种状况,这奠定了传统诉源治理的观念基础。从先秦到秦,秦制建立了中央主导型的诉源治理模式,取代了早先宗族主导的诉源治理模式。汉代以后,地方在诉源治理中的自主性变强,形成地方有限自主的诉源治理模式。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家庭、宗族、士绅以及宗教等多种力量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多元参与的诉源治理模式得到发展。中国传统诉源治理模式的演变表明,只有在宏观上准确认识诉源治理在政治体制的地位,在微观上有针对性地发挥不同层面的治理力量,从当前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对传统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吸收传统诉源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魏景波在2024年第4期《长江学术》上说,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杨慎诗中的“滇海”地理意象
高云翔在2024年第4期《昆明学院学报》上说,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谪居滇云三十余载,在杨慎笔下“滇海”是其反复书写的云南景观,且一再为后人阅读承袭,《滇海曲十二首》中“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至今都是为人耳熟能详的名句。“滇海”内涵丰富,在杨慎诗中亦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特指滇池,广义泛指云南,还具有象征性意涵,体现了杨慎与云南之间“人地关系”从“抗拒憎恶”到“接纳亲善”再至“无奈遗恨”的变迁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