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以外：突破经典的新系统

    王羲之，妇孺皆知。从初唐起，他精致优雅的书风被视为正统，延续了千年。此后，颜真卿、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等等，共同组成了中国书法的名人殿堂。直到明末清初，这个独尊千年的殿堂受到了冲击。文人书家陆续开始从古代无名氏的金石铭文里学习书法和汲取创作营养。书法品味发生了改变，从崇尚精致、流动、振荡、使转，到崇尚平正、朴素、古拙和迟涩。这个新崛起的书法体系就是“碑学”。有了“碑学”，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名家经典体系就被称为“帖学”。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里写道：“在过去的300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清代到民国，碑派逐渐成为书坛主流，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书画家，都有碑学的背景，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罗振玉等等。

    取法名家，是伴随着书法成为一种文人艺术而产生的

    中国书法史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书体演变史。甲骨文是已经发现的，最早、系统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之后是金文，也叫钟鼎文，是殷周青铜器上铭文。金文之后有大篆、小篆，然后是隶书。草书形成于汉代。楷书兴起于东汉末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说：“魏晋南北朝之前，书法处于一个字体演变的过程中。它是伴随着实用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它还不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文人艺术。”

    取法名家，是伴随着书法成为一种文人艺术而产生的。朱天曙说：“汉代后期开始，书法从实用性向文人艺术转化。比如我们读汉代赵壹的书论《非草书》，它就描写汉代人为了写字，饭也不吃了，嘴上手上弄得到处是墨汁，很痴迷很疯狂。为什么要描写这种人呢？这些状态说明他完全投入到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去了。”到了王羲之的时代，字体已经完全演变成熟。朱天曙说：“王羲之身上凝聚了中国书法的核心要素。字体演变已经结束了。他手上的楷书、行书、草书，已经成熟了，自成一体。王羲之本人又是东晋的名士，身上包含了很多中国文人的特质。可以说，王羲之是一个集大成者，书法的技术也好，审美也好，人文性也好，全在他身上有体现。他是中国书法经典化的一个高峰。”

    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被称为“二王”，成为中国书法经典化的符号。朱天曙说：“大家觉得学到他们的东西，才是学到了中国艺术的精髓。所以，从东晋一直到清代，追慕王羲之成为人们评价书法的一个标准。比如一个人写字，大家会说他是学‘二王’的、他是学《兰亭序》的等等。人们要把这些字纳入到这个经典谱系当中去，才觉得这个字是有道统的。”“二王”的基础上，中国书法继续发展。朱天曙说：“唐代人，比如颜真卿，他发展了‘二王’以后，形成一个新系统。宋代人，比如‘苏黄米蔡’，他们进一步从晋人身上找东西。元代的赵孟頫，他也复古到晋人。明代人还是在学晋唐。”

    碑学产生的现实原因，是金石文字作为刻帖的一种替代范本

    在取法名家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产生了。朱天曙说：“练习书法，是要把字帖放在我面前来学习的，但没有多少人能看到王羲之等书法大家的真迹。宋代以来，刻帖就成了学习书法的主要材料。很多看不到真迹的人，一生就是通过刻帖去学习书法的。”随着时间推移，刻帖失真变得严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说：“由于一部帖能够拓印的次数有限，加之版子经常损毁，后代常常以拓本为底本进行不断的翻刻。每一次翻刻必然加重一次走样，因此，辗转翻刻的刻帖不仅无法体现墨色，也无法保证笔触与字形，人们只能根据字样揣摩其用笔的动作与速度，这是刻帖这种保存与传播书法的方式先天的不足。”

    碑学产生的现实原因，是金石文字作为刻帖的一种替代范本。薛龙春说：“碑刻尽管也有摹刻的，但大多数汉魏的碑刻，如汉碑、汉代摩崖石刻、北朝造像记、北魏墓志等，都是书丹之后直接刊刻的。人们认为与刻帖相比，它更能反映真实的书写。这样就开始有人鼓励学习这些碑刻上的文字，从汉碑开始，推及篆书碑刻、北朝的楷书、青铜器铭文，尽管这些文字都出自非名家的手笔。”

    碑刻不断出现在文人的视野里，使得“二王”经典受到了冲击。朱天曙说：“王羲之303年出生到361年去世。他之前的书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之前时代的大量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东西算不算书法？清代有一个叫叶昌炽的人，在他的《语石》里就提出‘二王之外犹有书’，意思是论书法，只论‘二王’还不算，‘二王’以前还有书法。这种观念打破了人们对经典的认识，所以，碑学才能成为一个新系统。”唐代的名家碑刻虽然从宋代起，一直是书法学习的对象，但它不属于碑学的范畴。薛龙春说：“最早人们要唐碑，要的是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名家的。名家属于经典的体系，所以，唐代碑刻不是碑学。”对外行来讲，分辨帖学和碑学，一个很简单的标志是写书法的人是“名家”还是“非名家”。

    20世纪初，因为摄影与印刷术的发展，碑学产生的一个理论基础——好的字帖和唐碑拓本难得的困境不存在了。薛龙春说：“人们花几毛钱就能买到宋拓的影印本。唐以前隶书、楷书、草书的墨迹也大量出土。即便仍然主张学习非名家书法，是不是还要以汉魏碑刻为尊？真迹不比‘下真迹一等’的金石文字更具有优越性？”从民国时期，帖学和碑学形成互相对立的局面，但既没有一方胜出，也没有达成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41期 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