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极做测绘

    我国南极科考始于1984年，今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提起极地科考，便离不开测绘工作。在一个常年被冰川覆盖的地方做科研，测量基本数据，总得要点胆识和勇气。

    自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开始，武汉大学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科考的校方测绘人员先后建立了我国东西南极测绘基准，测绘出覆盖2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地图，构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信息化极地测绘技术体系。

    为避风寒钻进废弃雪地车

    2023年11月1日，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响起一阵鸣笛。“雪龙”号和“雪龙2”号船甲板的一侧，站满了即将远赴南极考察的科考队员。码头一角，褚馨德的双亲与他挥手道别。这场别离，将长达5个多月。

    没有多余的紧张，褚馨德内心满是兴奋。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南极科考队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南极考察。

    褚馨德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因为要去海拔较高的南极内陆，之前他参加了一次内陆队拉萨集训。集训队员要在海拔3600米处完成高强度拉练，包括如何用绳索自救等技能。褚馨德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瘦弱。不过，他顺利通过最后考核，翻越了一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

    注定难忘的体验开始了。“雪龙”号穿过赤道，在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进行了短暂补给。随后，西风带着两个让人厌烦的气旋，正等着他们。在这个低压区，科考船要战胜6到7级的西风和4到5米高的涌浪。乘风破浪一个月后，“雪龙”号安全靠近南极中山站。“我们要在中山站整理出要用的物资，然后从中山站去格罗夫山。”褚馨德说。

    褚馨德所在的格罗夫山队有9名队员，他们要在平均海拔约2000米的格罗夫山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冰芯钻探、陨石搜寻等科学考察。褚馨德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无人机对格罗夫山主要地区开展航测，采集蓝冰、裸岩、积雪和冰裂隙等地物的可见光及激光雷达数据。

    也有惊险时刻。有一次，褚馨德需要单人作业，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2点，他就完成了既定任务。

    “当时四下无人，还刮起了寒风，我冻得不行。”褚馨德在作业点等队友来接自己，但发现手机在作业点附近没有信号。实在太冷了，他在空旷的雪地上来回踱步。中山站位于南纬69度22分、东经76度22分，与俄罗斯的进步站毗邻。在不远处的雪垄上，他看到了一辆废弃的雪地车。

    这辆俄罗斯雪地车非常破旧，车门开着，里头什么也没有。褚馨德把行李装备放在车外的醒目处，钻进去避寒。关上门后，他在车里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5点左右，队友驾驶雪地车的声音惊醒了他。他瞬间清醒过来，拾起装备随他们返回站点。

    回到站后，褚馨德打开手机，手机屏幕弹出一连串未接来电。来电人是同为南极科考队员的武汉大学师兄耿通。师兄找到他，给了他一个拥抱。随后询问任务完成情况，并再次提醒他：下次出任务，一定要多带点通信设备。

    “极地之眼”

    在北极要警惕北极熊，到了南极就得留心一种爱偷东西的鸟。它们常出没在南极大陆沿岸及附近海岛，体形要比普通海鸥大，人称南极贼鸥。外出作业时，南极科考队员带的食物一旦露出来，就容易被盯上。稍不留神，一个俯冲之后，贼鸥叼着食物就飞了。安家春就曾吃过亏。后来，科考队员有了经验，直到送到嘴边的那一刻，他们才把食物亮出来。

    参加过2次南极科考、6次北极科考的安家春，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2009年10月，他第一次作为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远赴南极，当时他还是名在读的学生。

    安家春小时候爱看地图，考上武汉大学后，他选择了测绘专业。上学期间，他听了鄂栋臣教授关于极地测绘的学术报告，备受鼓舞。后者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建立了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这一具有特色的交叉学科。

    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始于1984年，鄂栋臣作为测绘班班长，成为首批登陆南极大陆的冲锋队队员，并绘制了长城站地形图，这是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图。此外，他还主持命名了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长城湾”。

    人们似乎永远对南极这块圣地充满向往。要想彰显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去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大陆一探究竟必不可少。“在国内做测绘，很多人对测绘与国家权益关联性的感受并不强烈。但真正到了南极，它会与你预想得不一样。这里并非荒凉之地，在那片冰天雪地之上，各国科考队员都在‘热火朝天’搞研究。”安家春说。

    参加第25次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的科考队员，在2009年2月有过两次集体高光时刻。先是在月初，他们见证了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正式开站。20多天后，他们又见证了我国南极长城站GPS卫星常年跟踪站正式投入运行，这是我国在西南极建立的第一个GPS卫星常年跟踪站。

    同年11月，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乘坐“雪龙”号抵达长城站。安家春随船而来，首次探访南极让他略显紧张。在白茫茫的南极，鲜艳的五星红旗给他带来不少震撼。在这里，他的首要任务是对长城站的GPS卫星跟踪站进行维护与更新，其目的是让南极科考的基础数据更稳定。

    27岁时，安家春再次来到南极，这次的任务要复杂得多——他要负责在南极长城站建立我国在西南极的首个实时传输永久性验潮站。海洋潮汐资料既可提供潮位变化信息，为船舶航行作保障，也是分析海平面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动态依据。

    按他的话说，被称为“极地之眼”的验潮站如同一个极地海洋预报站，能提供及时的潮汐变化和预报。该验潮站主要包括海底水位计、陆地数据记录处理设备和连接陆海设备的数据传输电缆等。记录海平面变化的数据，通过长城站的VSAT（甚小口径卫星终端站）卫星实时传回国内，供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分析。

    冰面的重力测量

    与褚馨德和安家春不同，杨元德第一次去南极是从北京坐飞机，穿越法国巴黎，途经智利圣地亚哥抵达长城站。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到了南极后，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鲜。

    杨元德此行目的，是要把长城站SCAR（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的GPS临时观测站进行升级改造。有些时候，他和队友要前往长城站对面的企鹅岛采集测绘数据。不过，通往岛上的路总被上涨的潮水淹没。“出发前，我们要看准时机，踩着点儿去。”

    2010年11月11日，中国第27次南极考察队集结出发，杨元德再赴南极。12月5日，考察队员抵达中山站，休整两周后，杨元德和另外十几名队员前往昆仑站。昆仑站是人类在南极建成的海拔最高的科考站，它距离中山站1200多公里。因环境恶劣，他和队友开车用了13天，才到达目的地。

    在第35次南极科考时，杨元德在南极内陆冰盖测得了全球首份长距离高精度绝对重力值。据他介绍，此次重力测量是国际上首次深入到南极内陆开展的冰面重力测量，并且获得了1240千米测线上的14个绝对重力和重力梯度以及冰面高程数据。

    2023年4月6日，杨元德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第五次南极科考任务。在中山站工作时，他主要在周边进行无人机测绘、航空摄影测量，取得的数据用来分析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对南极冰川、海冰的影响。有过前几次经验，杨元德这次显得更加淡定与自如，他也切身感受到我国极地考察站生活保障条件和科研设备的日益改善。

    如今，42岁的杨元德已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对那些将去极地搞科研的测绘人，这位“老极地人”给出的建议是“做好吃苦的准备”和“保持顽强的毅力”。

    （《新京报》8.29 张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