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五千年

    ■李亮

    天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古人的天文观测活动至少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面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等图案，经测定距今4000年至6000年。山西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在4000多年前中国就已有官方的天文台，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之一。古代中国人仰观天象，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们普遍相信，“天”既是人类生存其中的空间与时间，也是人类理解和判断世间万物的基本依据。

    从古至今，神秘壮丽的浩瀚星空吸引着人类的关注。“逐梦星河”不仅是普通人的浪漫情怀，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事业追求。一方面，天文学的发展源自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另一方面，天文学具有许多应用价值，也是一门实用科学。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不同古代文明在天文学上所达到的精度和复杂程度都要远远超过古代的其他自然科学。

    在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长期被供奉为官方“正统”之学。于是，中国古代出现了专门负责观测天象和编制历法的官方机构。这种运作方式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在众多的古文明中成为了天文观测活动从未中断过的国家，从而留下了丰富的天文遗产。

    从现存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人们有了比较系统的天象记录。虽然灿烂壮丽的星空一直吸引着地球上不同文明的人们的目光，但是只有古巴比伦、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和阿拉伯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记录遗产。古巴比伦衰落之后，在大约公元前50年至公元800年之间，中国几乎成为唯一长期坚持勤勉观测和记录天象的国家，这一时段幸存的大多数天象记录几乎都来自中国。与古巴比伦等文明不同，中国的天文学家几乎对每一种肉眼可见的天文现象都很感兴趣，不论它们是不是周期性的天文现象。

    中国古代的天象资料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中，有不少是关于天体和宇宙演化的，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极为漫长，这就需要更大时间尺度的观测证据。中国古代有数千次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载，这对于研究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很有价值的。中国历史上关于彗星、新星、超新星以及太阳黑子等的记载，对于现代天文学的研究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保存在古代典籍中的丰富天象观测记录都是古人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天文学也是古代科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之一。在天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有着自己持续的输出和特殊的贡献。中国古代的天文知识曾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例如，中国唐朝的《宣明历》在日本一直使用了823年。朝鲜李朝的官方历法《七政算内篇》也是在元朝的《授时历》和明朝的《大统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可以说，在“书同文”的历史与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发展出了与西方不同的、极具特色的“东方天文学体系”，并在东亚等地区形成了很强的文化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注意积极吸收各种优秀的外来科学和文化，曾多次从域外引入天文学知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历算学在中国发达甚古，然每每受外来的影响而得进步。第一次为唐代之婆罗门法，第二次为元代之回回法，第三次则明清之交耶稣会士所传之西洋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可以说，天文学交流是推动文明互鉴和人类进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中国天文学涌现出了一批新成果。郭守敬望远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帮助人们揭示更多有关银河系的奥秘。“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大幅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在脉冲星、中性氢和星体演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巡天”空间望远镜、“太极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项目正在推进中。

    曾经，“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而今，中国航天将月球作为一个重要的探索目标，并给这一任务起了一个极其浪漫的名字——“嫦娥工程”。曾经，屈原在《天问》中通过一连串问题来追问和思考整个宇宙的本源；而今，“天问一号”探测器和“祝融号”火星车正为我们深入认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曾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而今，中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发射升空，开启对太阳的探测之旅。

    中国天文学在一些领域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宇宙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揭示。

    （《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