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作为学者的段文杰，与敦煌石窟结下了长达65年的不解之缘。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成就突出，“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敦煌学研究的领军学者”。可以说，没有段文杰坚忍不拔的开拓，就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

    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

    1945年7月，段文杰从国立艺专一毕业，就准备奔赴敦煌。到了绵阳后，他想先回家看看，恰巧有一辆货车要去剑阁，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就直接坐此便车前往。断断续续走了好多天，8月中旬才到兰州。到兰州不久，抗战胜利，“我当时正准备去敦煌，忽听传言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已撤销，现有人员都要离开那里”。不久，常书鸿一家也到了兰州，段文杰向常书鸿表达了去敦煌的愿望。常书鸿对段文杰说，现在有人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落实一下……你不如在兰州等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到敦煌去。

    段文杰在兰州一边干零活一边等待。一年后，他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继续办的消息，常书鸿也从重庆返回，他们一起从兰州向敦煌出发，于1946年中秋前夕到达莫高窟。到达敦煌莫高窟后，段文杰迫不及待地钻进洞窟。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古代壁画原作，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受到极大震动。他说：“我真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受到敦煌艺术的强烈感召，段文杰决心在莫高窟长期坚守下去。

    “临摹学”的开创者

    加入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所长常书鸿指派段文杰担任考古组代组长，“主要负责临摹和石窟编号、内容调查、石窟测量等工作”。他对参加临摹的同事说，临摹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壁画和彩塑，“有损于壁画原作的临摹方法，我们必须改变。如用透明纸蒙在洞窟原作上进行临摹的所谓‘印稿法’，人的手和笔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在壁画原作上按来按去，划来划去，必然对壁画造成伤害。这种‘印稿法’绝对不能再使用，只能用写生的办法进行临摹……对临摹的作品一定要注意忠于原作，不能用现代人的造型观点和审美观念去随意改动古代壁画上的原貌。我们的临本是要给人看的，要让人家看到真实的敦煌壁画是什么样子。”

    从1946年至1957年的十余年，是段文杰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他主要的临摹作品如莫高窟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第158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第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尤其是“都督夫人礼佛图”，采用了复原临摹的方法，成为“临本中的典范之作”，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段文杰临摹壁画的原则是：一要对得起古人，二要对得起观众。其目的是准确地反映古代匠师的艺术成就，让现代观众感受到传统的精彩。有人曾经问他：“你临摹得最多，速度又快，有什么诀窍？”他回答道：“哪来的什么窍门，只不过是要多花些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琢磨而已。对一幅要临摹的画，首先要把他的主题内容搞明白，还要把握好此画的构图全局。对画面风格的时代特征要做到心中有数，线描运笔要沉稳有力，一气呵成。色彩晕染要丰润雅致，注意层次变化。人物神态的刻画要注意面部表情和身姿动态变化。把握了这些重要的关节点，就容易画好了。”这既是段文杰能够成为一代临摹大师的诀窍，也是所有人干好本职工作、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不二法门。

    为夺回敦煌学中心而奋斗

    1981年4月8日至5月23日，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了《敦煌学导论》的专题讲座。在赴敦煌参观路过兰州时，他于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作了《现阶段敦煌学》的学术演讲。演讲中，他讲到：我的朋友吴廷璆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因为藤枝晃是用日文演讲，所讲内容也基本上是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情况的介绍，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虽然这是一个误传，但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学界决心改变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状态。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人的段文杰，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1982年6月30日，段文杰给教育部写信，商谈敦煌学会的筹备工作：“对于成立敦煌学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把敦煌学的研究搞起来，以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不光彩的局面，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段文杰说：“我们坚信……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一定会豪迈地向世界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我们中华各族儿女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和继承者。”

    1984年，甘肃省委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短短几年时间，在老一代敦煌学家带领下，中青年学者共同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和好评。

    1987年9月，“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段文杰自豪地说，“过去八十年的敦煌学研究，徘徊在欧亚之间，曾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许多论文”，“今天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特别是今年的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意味着八十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

    现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没有中国学者参与，其权威性肯定会打折扣。我们完全可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也在中国。

    （《光明日报》9.23 刘进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