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奢时代与礼学兴起

    ■潘斌

    “明清之际”（明代嘉靖到清代乾隆朝之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变化，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礼学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明代中后期，政府降低了对江南赋税的征收，在此背景下，民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南方开始出现较大的市镇。而在这些市镇里，商品经济发达，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颇为流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晚明的社会风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所谓“变化”，是相对于明代嘉靖以前而言。明代中前期，为了巩固统治，明政府倡导和组织了不少文化工程，比如《永乐大典》就是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参与此书编纂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两万余人。统治者主导的文化工程对于明代中前期的道德伦理、礼仪风尚的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和竞奢风气在社会上开始蔓延。几乎所有的明史研究者都认同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甚至有学者称晚明是“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尊卑失序、欲海横流、变动剧烈的‘天崩地解’时代”。《客座赘语》记载，嘉靖前后的士人生活与以前已大有不同，“每逢家中名花开放，便设宴请客，以古诗奇句、僻事奇人为酒令，嘲谑相错，追求风流雅兴，以自高其身”。作为社会风气引领者的士大夫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引以为傲时，社会风气便随他们而改变。

    晚明统治者对江河日下的世风并非没有警觉，相反，朝廷、地方官为了扭转社会风气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明熹宗朱由校以为“近来士气浇陵，干犯法纪，屡禁不悛，深可痛恨，命重治之”。河北蠡县知县李复初在蠡县推行“十禁”，意在敦风化俗，“尚安分守己、家身无违法之事者”“尚教训子孙读书习礼、耻为粗豪鄙俗者”。

    除此之外，宋代以来的《家礼》也受到晚明一些官员的重视。比如嘉靖、万历时，有些地方官对《家礼》进行损益，以便于为更多人接受。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吕坤。吕坤大力推行礼教，他所撰《四礼翼》对《家礼》做了补充和完善。“四礼”者，《家礼》据《仪礼》而定的冠、婚、丧、祭也。

    清初的一些士人在“亡国”“亡天下”的遭遇中，对学术和世道人心做了反思。在他们看来，天下的兴亡在人心和学术。李二曲说：“天下之大本根，人心而已矣。”士人对当时的世道人心深表忧虑，他们普遍认为学术和人心变坏的原因是礼乐、礼俗的缺失，他们或批判当时人僭越违礼行为，或倡议以礼化俗，或身体力行地去推行礼乐教化。

    为正世风和人心，明清之际不少人希望发挥礼教的经世功能。一些人首先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论证，比如颜元说：“道莫切于礼，作圣之事也。”他以“动”为礼之真义所在，“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颜元对礼仪的意义和价值持肯定态度。

    除了在理论上探讨礼的功能之外，当时不少人还躬行实践他们所推崇的礼学。这在明清之际学人的年谱、门弟子的记录中可略窥一二。比如据许楹《罔极录》载：“陈乾初先生，先君子之受业师也。先生品行文章，推重一时，深痛世人惑于风水，暴棺不葬，著《葬论》《丧实论》诸篇，大声疾呼，责人速葬。其言激切诚恳，有裨世教。”在日常生活中，颜元依礼立身，“每日清晨，必躬扫祠堂、宅院。神、亲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经宿再拜，旬日以后四拜，朔望、节令四拜。昏定、晨省，为亲取送溺器，捧盥、授巾、进膳必亲必敬，应对、承使必柔声下气……非正勿言，非正勿行，非正勿思；有过，即于圣位前自罚跪伏罪。”

    学风与世风之间互相影响，世风极大地影响学风，而学风又反过来影响世风。虽然学人们对世风有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陷入虚无，他们树起礼教的大旗，希望由此扭转世风和安定人心。他们的努力，自有一番“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之意。

    （《清代礼学思想研究》 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