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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7日下午，在湖南省临澧县创作座谈会上，丁玲作了《从创作要有情谈起》的主题发言，坦言作家要有情，没有情就无法创作。她不是临场发挥、即兴评议，而是长期创作实践和艰苦理论思考的流露。细读丁玲谈创作的文章就会发现，“情感”“热情”不仅是关键词，高频出现，而且是她衡量作家作品的核心指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研究者将丁玲的文学称为“有情”的文学。
“有情”不仅是丁玲的文学观，更是她的世界观。作为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经历过左翼文艺淬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现代文学步入当代文学，从人的文学步入人民文学，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每个阶段都有杰作流传的大作家，丁玲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容易，因此也格外给人以启发。
要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去
丁玲曾多次就实践问题，深入生活的问题发表讲话。1949年7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她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她作了《到群众中去落户》的讲话，提出如果真要创作，“就必须要长期在一定的地方生活”，在那里找到“亲戚朋友”。
1981年4月7日，她在厦门大学作了《文学创作的准备》的讲话，认为“到群众中去落户”还不够，还应该“使自己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使自己和劳动人民“心有灵犀一点通”。1984年3月在一次讲话中，她继续提出“要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去”，并且“要看到人家的好处，对人有情、多情”。看得出来，认识更深了，感情更浓了，不仅要“落户”，而且还要“迷”。
丁玲还批评了“到处都有生活”等观点，认为必须融入群众火热的生活之中，发现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生活，并非不做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她反对为收集材料而浅表地深入生活，反对“把群众生活用来装饰自己”，而是要跟群众一起，“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战斗着，思想着”，并且“他在生活中碰过钉子，为难过，痛苦过。他也要和自己战斗，他流过泪，他也欢笑，也感到幸福”。只有这样，才能与群众心有灵犀、同频共振。
这既是工作问题，也是写作问题。丁玲意识到，“要写作，要写新人物，要创造英雄典型，的确是很难的”，她反对作家像小商贩一样贩卖生活，有两个钱做四个钱的买卖，而是要像守财奴葛朗台收集财富一样，“储蓄”生活、人物、情感。这是丁玲坚持作家要“有情”、文学要“有情”的真义所在。
“用感情引动你的感情”
对文学的艺术性，丁玲亦充满热情，孜孜以求。实际上，她之所以强调深入生活、改变思想感情，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艺术性问题。“有情”的文学，要有“迷人”的艺术性。
丁玲对艺术形式格外敏感，有许多真知灼见。比如，关于小说语言，她越来越意识到欧化语言的弊端，说话要么故弄玄虚，要么叠床架屋，不叫人看懂。因此，她建议到群众中去落户时，不仅要体会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而且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情感，“作家笔底下的话，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不是人人笔下所有的。”
她由自己小外孙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想到中国人是喜欢军事题材的，但问题紧跟着就来了：为什么大家喜欢传统军事题材，却不喜欢当时的现代军事题材？丁玲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把中国形式、中国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完全割断了”，而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是“迷人”，是“用感情引动你的感情”，让你恋恋不舍，一读再读，一再回味。这讨论的便是“写得怎么样”的问题。
写一本“永远印在人心上”的书
“迷人”的形式又反过来强化作品情感，使之动人心魂。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土改化寒冰为暖流的故事，很动人，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很饱满、感人，一些配角也同样感人。
她写了一个喜泪横流的无名老太太，“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脚不方便，却把一个脸横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的笑，眼泪镶在眼角上”。她看见张裕民等人进来，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不断地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来”。这个仅出现一次的无名老太太，什么也没说，可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因为她那横流的喜泪就是最传神的语言。没有浓郁的情感、迷人的形式，怎么可能做到！
丁玲曾经鼓励同行要有一个奋斗目标：写出一本好书，一本“为千千万万的读者爱不释手，反复推敲，永远印在人心上”的书，一本与人民共情的书。在今天，这个目标同样适用。
（《光明日报》9.4 鲁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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