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非交往印记

    翻开史册，早在唐代，便有人西行万里，直至非洲；元代时期，更有旅行家远抵大西洋沿岸；明代，郑和下西洋在非洲东海岸留下多个印记。与之相伴，来自非洲的旅行家等也不惧山海阻隔，踏上了探寻神秘东方国度的旅程。这样的西游与东行，成为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有力见证。

    最早踏足非洲的中国人

    驼铃声声，帆影点点。借助古代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非洲的宝石和香药辗转互通、延绵不绝。有史可考的最早踏足非洲的中国人是唐代的杜环。 

    杜环，唐代旅行家和地理学家，陕西西安人，大致生活在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其族叔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三朝宰相，所著《通典》开典志体通史著作先河。杜佑曾言：“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

    “天宝十年至西海”七个字，所隐匿的是唐朝的一次战役——怛罗斯之战。天宝十年，高仙芝率军西征，在中亚地区与大食军队交战。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大军临行时赋诗：“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然而，唐军在此次战役中遭到盟军背叛，致使全军几乎覆没，众多将士被俘。

    杜环即为战俘之一。之后，他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生活了十余年，并根据见闻撰写了《经行记》。可惜，《经行记》原书已佚。好在杜佑将《经行记》中的千余字录于《通典》，使这部著作得以部分存世。杜环及其他被俘者先被带往撒马尔罕，后被带至阿巴斯王朝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境内）。

    杜环的非洲之行，是从当时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巴士拉出发，越过苏伊士地峡，继而抵达埃及。他对埃及的医术极其赞赏，说当地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从埃及出发，杜环陆行越过沙漠，最终到达摩邻国。《经行记》云：“又去摩邻国……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

    摩邻国具体在非洲何地？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摩邻国位于肯尼亚境内；也有学者认为，摩邻国为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还有不少专家确信，摩邻国在摩洛哥境内。但不论哪种说法，杜环都无可非议地到达了北非。

    公元761年，杜环重获自由。他归心似箭，从埃及取道红海，搭乘前往大唐的商船。经过数月航行，在广州港靠岸。

    双向奔赴

    公元14世纪，两位伟大的世界级旅行家——中国的汪大渊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从中国泉州和摩洛哥丹吉尔出发，踏上了史诗般的旅程，并最终抵达对方的出发地。

    他们留下的《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生动记录了旅途中所见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更是古代中非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20岁时，他开始以搭乘商船的方式进行远航。其中，第二次航行远至非洲。

    公元1334年冬，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进行远洋旅行，先到达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探访地中海港口达米亚特，随后乘船前往摩洛哥丹吉尔，并在返程时沿东非海岸访问了众多古城。

    汪大渊在第二次航行中记下大量非洲见闻，耗时10年终成《岛夷志略》。他在后序中说：“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在他的笔下，东非的肯尼亚马林迪，“石有楠树万枝，周围皆水……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有仙鹤，高六尺许”。这里的仙鹤，应为鸵鸟。北非的挞吉那，“山少田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当地人男女身面如漆、眼圆，“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

    与汪大渊几乎同时，伊本·白图泰开始了他的传奇之旅。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年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法官家庭，被誉为“蒸汽时代之前最伟大的旅行家”。

    21岁那年，他经麦加，穿越阿拉伯沙漠到达伊拉克、伊朗南部、阿塞拜疆等地，后在西亚、东非数年辗转，于公元1333年到达印度，获任德里大法官。 

    公元1342年，他充当赴中国特使。历时数年，经海路抵达泉州。公元1345年6月至8月，他由泉州前往广州；8月至10月，由泉州抵杭州。

    公元1355年，他的旅行见闻由伊本·朱宰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介绍，泉州“出产锦缎和绸子”，是世界最大的海港；广州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瓷器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杭州的竹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丝绸和瓷器更堪称一绝。

    对非洲的新认识

    从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郑和七下西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历时28年，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下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其中，郑和船队四赴非洲，将中非古代交流推向巅峰。

    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写下《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船队所访东非城邦的位置、气候、居民和风俗习惯等作了生动描述，使得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大大超过前代。

    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中国主要向非洲出口丝绸、瓷器等，从非洲进口乳香、龙涎香以及长颈鹿、斑马、鸵鸟、狮子等。

    公元1415年，麻林国贡麒麟一事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的美谈。明成祖朱棣亲自到奉天门迎接护送的使臣，并接受百官祝贺。麒麟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神兽，与索马里语中的长颈鹿同音。

    大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较为强大的实力，但郑和七下西洋并非为了侵略与扩张，而是为了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宣德化而柔远人”。永乐七年，朱棣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特下敕书：“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正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所言，中国船队到访非洲港口所带来的是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不是随着欧洲人而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毁灭和绝望。

    杜环踏上非洲大陆、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完成从亚洲大陆到非洲大陆的穿越以及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充分说明跨文化交流一直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

    （《解放日报》9.3 陶陶 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