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南联大访谈录

    西南联大校歌里说：“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是边远之地。

    1937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辞却了五朝宫阙”，一路南下，弦诵“山城”昆明，成为那个时代的盛事；昆明，亦因此成为一代学子向往的圣地。而出生于“山城”的我，在懵懵懂懂中长大，关于那时的一切，学校、老师、书本和城市都没有告诉过我更多。对我而言，这片土地似乎一度失去了记忆，重回“绝徼”之境。直到多年前开启关于西南联大的访谈工作，使我的生命与我的故乡重新建立了特殊的联结。

    我的父母，他们的青春与云南的抗战高潮叠合。对我而言，他们成为最早的口述者。从童年时起，父母就总在我耳边讲述一些他们深切怀念的小故事，只言片语中透露出小城在岁月掩藏下的无限霞光。在那些触景生情的言语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能量。

    母亲爱唱的一首歌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她的老师教的。老师说，这个“她”，也可以是“他”或“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件事、一个地方。母亲的老师是西南联大学生、东北流亡青年，到昆明市女中代课，勤工俭学。一讲到故乡，老师就声泪俱下，女生们也跟着哭。很多年后，我采访西南联大校友李曦沐，他说：“西南联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市、全省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很多中学的老师是联大学生。”听到这里，我心领神会。母亲讲过，“一二·一”大游行那天，市女中的女生们就紧跟在闻一多先生的后面。

    父亲每遇到气愤的事情，总会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的话，闻一多先生写在门楣上，父亲亲眼所见。从学校教育中，我知道闻一多是革命烈士，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少先队员去为他扫墓，但那时的我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有趣的人。父亲带着我在昆明城里逛，讲着那些故事，让我对家乡有“蓬荜生辉”之感。

    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大学，隔壁是清华大学。假期回去，父亲总要问起，某位教授状况如何？是否见到并亲聆指教？我心里觉得父母“执拗”，大学里的名师岂是随便可以见到的？

    诚然，当年他们的印象就是这样。他们有理由认为，我进入的就是他们当年感受过的那座校园。

    1986年，我赴美考察好莱坞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电影学院，归国后去海南，投入影视实践。1998年秋，我毅然回乡，策划启动西南联大纪录片项目。

    1999年，在北京大学勺园的会议厅，季羡林的“米寿”庆典上，时任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的郝斌将我引荐给时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的沈克琦。在场的老领导张学书、王学珍都记得我这个调皮的学生，听说我准备开启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工作，他们说：你不是创作过不少作品吗？言下之意：你可以的。

    我先后与4位会长合作，他们的人品业绩，为一众校友所认可，他们中的每一位也在这段历史中扮演过不凡的角色。

    郝诒纯会长，曾被誉为联大的“校花”，她的多才多艺与坚韧的事业心广受校友称赞。在西南联大连任两届学生会主席，可知她深孚众望。她青春时的照片，像旧日的影星，且富有书卷气。在我们拍摄的视频中，晚年的她气度雍容，又无丝毫珠光宝气。这样一位美丽的女性，为救中国之贫弱，毅然选择地质学，献身于荒野与实验室。她曾对我叹息道：地质专业的艰苦令很多家长和考生望而却步。郝诒纯病逝时，我敬献挽联：“女儿贵有山河气，丽质天赋日月魂。”

    梅祖彦会长，是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初见梅祖彦，是在北大办公楼的一次会上，我非常惊愕，恍若梅贻琦校长从岁月里走了出来。在西南联大的校友中，他不给人矜持感，言行温婉有度。他给我讲过少年时期撤出北平、辗转到昆明的经历：“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领土，我们逃了出来。到天津的时候，我们住在天津租界，看到外国兵；坐船到上海，在上海租界看到印度的巡捕；又到了香港，香港也有外国兵，那个时候它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所以，对外国人侵占中国的领土，我们有很具体的印象。”这段叙述里有一个青年对祖国的爱与痛，令我印象深刻。后来，他自愿报名从军到前线去，抛下没有完成的学业，没有得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他曾在随机飞越驼峰航线时遭遇过日机的追击。20世纪50年代，他“无护照登机”，选择从美国归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8位西南联大人，这是梅祖彦最早告诉我的。他特意写来挂号信，连剪报也寄来了。其时我正在琢磨，这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要怎样推出，才能让社会、让这个时代进一步了解西南联大？这个信息，为我正在构思中的片子找到了立足点。

    梅祖彦之后，沈克琦担任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沈先生原是北大副校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就是他主持编写的，对大学的历史，他情有独钟。他是我的史料顾问，一直到他过世，我跟他合作了20年。每当做好一集样片，我都送给沈先生审看，也暗自希望听到嘉奖，但每次都是被他“无情”挑剔。他指出的都是疏漏，全不给我留一点面子。看他的脸色，片子似乎一无是处。那一段漫长的日子，我战战兢兢，但求无过，消除了夸饰之心。直到纪录片在央视播出时，沈先生才展露了笑容。我明白了：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学风。后来，沈先生知道自己患病，为了写完北大物理系的系史，他放弃了手术，校友会的工作也交给了曾担任国家测绘局局长的李曦沐。

    任继愈是校友会的名誉会长，我3次采访他，从此也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上，先生是引领我登高望远的导师。从1937年的暑假奔赴长沙，到步行湘黔滇，再到1946年随校北归，先生的经历贯穿了西南联大始终。在众多南迁学人的往事回顾中，任继愈是唯一能够讲述“长沙大辩论”的亲历者。当时学生们激烈争辩着：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钱穆先生做了总结，说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因为战后的中国需要人才。这使得战时大学与前方将士的目标一致，那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强盛的新中国。

    （《光明日报》8.16 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