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跑题”走上“鲁奖”领奖台

    那天，当我看到当年那位个子矮小的学生登上文学创作的最高领奖台，站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的聚光灯下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四十年前在古城扬州执教写作课的岁月。

    从小到大，但凡作文，首先强调的是文章的“主题思想”，说那是文章的灵魂。小时候，我写作文就很恐惧灵魂，怕沾上鬼气。老师说倘若“主题思想”出了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灵魂就没有了，是不及格的作文，我又害怕自己的灵魂没有了，于是，作文总是写不好。

    虽然读大学时，知道了“主题先行”是文学创作的大忌，但也不敢太僭越，即便走上工作岗位，也无法挣脱单一“主题思想”著文授课的羁绊。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过高考阅卷，每次批改作文，须得首先统一思想，一旦“跑题”就得打低分，甚至直接打不及格。作为一个高考作文的“判官”，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心理煎熬，试想，许多有才华的“跑题生”，会在许多遵守规矩的“判官”笔下死去，噩梦中，我看到许多冤死的灵魂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指爪。于是，再也不为那个年代不菲的高考阅卷报酬折腰了。

    最让我快乐的事情开始了，那年，我担任了两个班的写作课，在每周批改近百本作文中，找到我的无限乐趣——可以自由挥洒地对文章下“判决书”。一切评判的标准由我来定：首先是遣词造句流畅通达；其次就是文采飞扬；再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叙事文，还是议论文，不按套路出牌的“跑题”文章，往往成为我课堂上重点分析的范文。

    这样偷着的快乐终于在一次学校的作文大赛中引发了“冲突”。面对一篇文采飞扬、出类拔萃的诗歌，众多评委却意见分歧，一帮老教师认为这个学生的诗歌属于“主题思想”不正确的“跑题”作文，起码是不甚健康的作品，再有文采也不能得奖；而一帮年轻的教师却认为作品应该是艺术标准第一，没有文采，那就不叫创作比赛，那是小孩玩泥巴——自娱自乐。我尤其愤愤不平，起劲地鼓吹这篇诗歌应该得头名大奖，坐在我办公桌前排的那位后来与我合作写过文章的中年教师W君，也极力地夸奖这篇诗歌文笔之妙。最后，评委会主任只好用一个妥协的方法，把这个学生的诗歌奖项等次降一级颁发，以示不偏不倚。

    多少年过去了，那场辩论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尽管那帮老教师大部分早已过世，那位中年教师W君，也早已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而我们的那场局部退让的“惨胜”，却让我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中，时时将文学评价的标准牢牢地定在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文学逻辑链上。虽然后来这三者的次序有些调整和变化，但文学作品评价中的审美标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我看到那个依然是矮小个子的学生站在聚光灯下，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创作的体验的时候，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尽管他早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尽管他曾经一步又一步艰难跋涉过无数崎岖的小路，攀登过无数的高山，蹚过无数的河流，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在古城那所学校里得到的第一个小奖——那里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也是我文学评论价值观的抛锚点。

    我庆幸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学生没有成为我们这些作文“判官”笔下的冤魂，他顽强地走过了四十年的文学“跑题”之路，终于活到了今天。

    他的名字叫庞余亮（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小先生》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文汇报》8.27 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