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当我看到当年那位个子矮小的学生登上文学创作的最高领奖台,站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的聚光灯下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四十年前在古城扬州执教写作课的岁月。
从小到大,但凡作文,首先强调的是文章的“主题思想”,说那是文章的灵魂。小时候,我写作文就很恐惧灵魂,怕沾上鬼气。老师说倘若“主题思想”出了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灵魂就没有了,是不及格的作文,我又害怕自己的灵魂没有了,于是,作文总是写不好。
虽然读大学时,知道了“主题先行”是文学创作的大忌,但也不敢太僭越,即便走上工作岗位,也无法挣脱单一“主题思想”著文授课的羁绊。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过高考阅卷,每次批改作文,须得首先统一思想,一旦“跑题”就得打低分,甚至直接打不及格。作为一个高考作文的“判官”,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心理煎熬,试想,许多有才华的“跑题生”,会在许多遵守规矩的“判官”笔下死去,噩梦中,我看到许多冤死的灵魂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指爪。于是,再也不为那个年代不菲的高考阅卷报酬折腰了。
最让我快乐的事情开始了,那年,我担任了两个班的写作课,在每周批改近百本作文中,找到我的无限乐趣——可以自由挥洒地对文章下“判决书”。一切评判的标准由我来定:首先是遣词造句流畅通达;其次就是文采飞扬;再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叙事文,还是议论文,不按套路出牌的“跑题”文章,往往成为我课堂上重点分析的范文。
这样偷着的快乐终于在一次学校的作文大赛中引发了“冲突”。面对一篇文采飞扬、出类拔萃的诗歌,众多评委却意见分歧,一帮老教师认为这个学生的诗歌属于“主题思想”不正确的“跑题”作文,起码是不甚健康的作品,再有文采也不能得奖;而一帮年轻的教师却认为作品应该是艺术标准第一,没有文采,那就不叫创作比赛,那是小孩玩泥巴——自娱自乐。我尤其愤愤不平,起劲地鼓吹这篇诗歌应该得头名大奖,坐在我办公桌前排的那位后来与我合作写过文章的中年教师W君,也极力地夸奖这篇诗歌文笔之妙。最后,评委会主任只好用一个妥协的方法,把这个学生的诗歌奖项等次降一级颁发,以示不偏不倚。
多少年过去了,那场辩论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尽管那帮老教师大部分早已过世,那位中年教师W君,也早已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而我们的那场局部退让的“惨胜”,却让我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中,时时将文学评价的标准牢牢地定在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文学逻辑链上。虽然后来这三者的次序有些调整和变化,但文学作品评价中的审美标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我看到那个依然是矮小个子的学生站在聚光灯下,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创作的体验的时候,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尽管他早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尽管他曾经一步又一步艰难跋涉过无数崎岖的小路,攀登过无数的高山,蹚过无数的河流,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在古城那所学校里得到的第一个小奖——那里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也是我文学评论价值观的抛锚点。
我庆幸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学生没有成为我们这些作文“判官”笔下的冤魂,他顽强地走过了四十年的文学“跑题”之路,终于活到了今天。
他的名字叫庞余亮(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小先生》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文汇报》8.27 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