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游赏之乐

    宋人的生活，既有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大雅事，也有徘徊于名山胜景，步行于都市园圃的游赏活动，是谓游赏之乐。

    什么是“游赏”呢？“游赏”是古人从事出游、休闲、观光等活动的代称，相近的词语还有“嬉游”“遨游”“赏观”等。这些词语常见于文人笔记、诗话和地方志等文献中。宋元之际的文人笔记中，“游赏”一词描绘的多是近距离的出游活动。这一点，与今天的城市徒步、城郊旅游相似。

    宋代的开封、洛阳、杭州、苏州、绍兴等地也都建有园圃与园林，供人游赏。园圃多指种植果木菜蔬的园地，园林则是融入山水、植物、假山等元素构建的审美空间。《东京梦华录》载：“上元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游人赏玩。”北宋都城的百姓，在元宵节观灯活动后，会前往都城附近的园圃进行探春活动。

    在江浙一带，春季游湖是一种风尚。陆游《春游》诗写的是绍兴的春游活动，“镜湖春游甲吴越，莺花如海城南陌”。西南地区的游赏活动，则以成都最为繁盛。《岁华纪丽谱》记载了宋代成都地区游赏的盛况，“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扶老携幼，阗道嬉游”。地大物博是成都地区游赏风气盛行的重要原因。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讲：“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在他看来，自然、城市是宋人游赏的两大空间，而南京、杭州地区则兼有山水自然与城市繁华之美。

    就自然山水而言，嵩山、庐山、麻姑山、石钟山、衡山、泰山、峨眉山、武夷山、青城山、西湖、洞庭湖、镜湖等名山胜景已经成为宋人游赏的重要空间。山林之中，通常又有寺观、古迹、亭台等供游人休憩。城市之游，既有车马笙箫、奇花异草、夜市等给游人带来视觉与审美体验，也有酒楼、茶馆、园林等作为游人休闲的特定空间。史籍所载的宋代名园就有瑞圣园、聚景园、独乐园、沈氏园亭、真州东园等，这些名园为游赏活动提供了上佳场地。

    洛阳牡丹盛开之际，是游赏活动繁盛之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曾言：“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这是说洛阳之人大都是喜欢花的，这并非文人风雅，而是时人普遍的生活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地区的花卉游赏活动并不限于牡丹。如欧阳修《玉楼春》词中有“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句，说的是春季的洛阳，各色花卉交相辉映，空气中弥漫着花的清香，此时络绎不绝的游人或于城中，或于山间遍赏芳菲。理学家邵雍也写了大量的诗作，记录他春夏秋三季在洛阳地区的赏花活动。正月赏梅云“五岭梅花迎腊开，三川正月赏寒梅”，二月寻芳则言“二月方当烂漫时，翠华未幸春无依。绿杨阴里寻芳遍，红杏香中带醉归”。又有“三月牡丹方盛开，鼓声多处是亭台”，“七月芙蕖正烂开，东南园近日徘徊”，“九月风光虽已暮，中州景物未全衰。眼观秋色千万里，手把黄花三两枝”。

    除了以花卉草木为主的休闲体验，游赏活动还融入了诗歌创作、古物赏玩等雅集活动，饮酒、点茶等消费活动。如《观林诗话》记载了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文人观梅作诗的雅集活动：“都下旧无红梅，一贵人家始移植，盛开，召士大夫燕赏，皆有诗，号《红梅集》，传于世。”

    游赏活动丰富了宋人日常生活，同时也推动了诗词、谱系学等各门类知识的发展。司马光《且游》所谓“游人恋山水，日晏澹忘归”的审美愉悦与情感体验常见于宋人笔端。他们常把游赏中见到的山水之美写入作品。

    翻检宋代典籍，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宋人以各种各样的“物”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大量谱录类著作，这是前代未有之景观。这些“物”，大多是“游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花谱类作品有钱惟演《花品》、王观《扬州芍药谱》、李英《吴中花品》、孔武仲《芍药图序》、范成大《梅谱》、陆游《天彭牡丹谱》等。与游园活动中的文物赏玩相关的，则有金石类谱录、文房四宝类谱录，如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录》、苏易简《文房四谱》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谱录类书籍大多兼具审美意蕴与严谨的科学精神，是宋人愉悦性情的游赏体验与观天地自然之理的探究意识合二为一的典范。我们可以从苏轼《牡丹记叙》一文见出这一特色。据此文所载，苏轼曾与太守沈公在吉祥寺赏花，这次观赏活动吸引了数万人，有插花相从者，有饮酒乐甚者，众人皆不亦乐乎。文中，苏轼介绍了沈立《牡丹记》的内容，包括栽培种植之法和古今记录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严谨的态度进行了考究和记录，第二部分则以收集古今诗赋、小说中的“牡丹”形象为主。这种写作体例也见于其他作品，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分为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一则详细记载了牡丹的品种、种植法、外形、养花之法等，二则梳理了文学作品对牡丹的书写。可以说，游赏活动为宋人的日常生活注入了审美化的体验，而这种审美意趣又与文人的诗词作品、学者的探究目光融合。

    （《光明日报》8.2 王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