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朱锐的人生最后一课

    春天以来，朱锐两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最近是六月份，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毕业典礼上，作为哲学院教授，他录制的一段论“内卷”与“躺平”的毕业生寄语视频，让他在互联网上出圈。更早则是在四月份，他的学生把他带病上课的内容记录在网络上，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关注。朱锐是一名哲学家，也是一名直肠癌晚期患者。自去年秋天起，他从治疗中抽身，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他的硕博生们陪着他，一起完成了他56岁人生的最后一课。

    2024年8月1日，人大哲学院发布讣告，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人大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3时15分在北京逝世。

    小与大

    6月初，春季学期的课程收尾，朱锐说，最后一节课，不要讲太沉重的东西。

    那节课上，他从康德谈起，有两样事物永远震撼人心，“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浩瀚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继而讲到庄子的小大之辩，讲到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的演讲，讲到旅行者1号离开太阳系时，为地球拍下的照片——距离60余亿公里外，地球是一个浅蓝色的点，渺小、遥远，“像尘埃。”

    从前讲课，他喜欢走动，挥舞肢体，写大面积的板书。这节课，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语调慢，但保持音调的清亮。他习惯把领子立起，袖管里空荡荡的，形销骨立。

    3月，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上，朱锐宣布自己已是直肠癌晚期，每次上课前需大量服药止痛。4月的一堂课上，他称自己停止了化疗，“因为治不好了。”但这是“好消息”，因为他上课不会再迟到了。

    2022年下半年，朱锐确诊直肠癌。此后的一年他辗转治疗，没有开课。2023年秋天，他久违地回到课堂，一周一次，开始给本科生讲课。上学期讲“形而上学的恐惧”，下学期讲神经美学。

    起初，这门课主要是哲学院内的本科生在听，教室仍有空座。今年春天，朱锐的硕士生可欣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记录朱锐的课堂片段，标题是“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帖子获得近三万点赞。

    之后的课堂，“盛况空前。”外系、外校的学生都来了，有学艺术的、计算机的、电子商务的，光在网上私信可欣预约入校的就有好几十个。甚至有人从苏州、上海飞来听课。

    满座60人的阶梯教室，一度塞进了一百多人。最拥挤的一次，一排人坐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听课。为疏散人流，学生们建了一个线上听课群，每周直播课堂。到学期末，群里加了近三百人。

    最后这堂课接近尾声时，朱锐总结，个人的生命与宇宙之类的普遍原则间有一种辩证关系，“不管普遍原则多么浩大，它总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他强调个人生命的体验，“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

    他并不害怕

    朱锐曾在美国的大学执教近三十年，2018年回国，先在深圳大学就职，后被聘至人大哲学院，任“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的首席专家，并开展教学。

    他的课包罗万象，既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这样的古典哲学家与古典哲学，也讲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近些年才兴起的话题。他能同时用中英文授课，还懂古希腊语和拉丁文。他不爱灌输知识，他的课堂通常是对话式的——曾经旁听的学生彭伦说，他总是提问，要和学生对谈，聊天的氛围会贯穿整堂课。

    有一次，学院里的同事们一块外出骑行，朱锐说自己很热爱运动，但旋即又强调，他就喜欢一个人运动。他说自己常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去野外徒步，从白天走到黑夜，边走边梳理、记录自己的想法。

    对同事和学生来说，朱锐是保有一定神秘感的。他不爱社交，很少参与学术以外的公共活动。彭伦去过他的办公室，里面陈设简单，没有放书。他用手机看书，随时随地看，有时坐着地铁就能把一篇论文看完，回应彭伦的提问。学生们知道他独自租住在东北四环的一个小区里，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门哪户。也曾有一次，他向他们发出邀请，有机会可以去他家里聚餐。

    这个机会没有来临。2022年的秋季学期，刚开学，硕博生们就被叫到一个咖啡馆里，朱锐在那里公布了自己的病情。

    可欣记得，老师以极平静的，甚至略诙谐的口吻说，自己刚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要经过几期化疗，医生说五年内的生存率大约在10%。“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可以扛过去。他并不害怕，也希望我们不要害怕。他说做哲学的人是不害怕这些东西的。”

    “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

    师生们都说，自从生病后，朱锐并未被交予教学任务，“学院是希望他养病的。”但他主动提议，接下了一整学年的本科生讲课。

    第一学期，上《西方哲学原典》，朱锐自定主题，围绕古希腊悲剧和现代电影，讲述了恐惧的几种形式：《俄狄浦斯王》，描写的是人对命运的恐惧；《现代启示录》，描写的是人对非理性社会的恐惧；他还多次提到尼采所论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指向文明冲突之间的恐惧……

    也是在这学期的课上，他向更多的学生，反复提起自己已对硕博生们说的话：“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他用苏格拉底的话语举证，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2021年，彭伦旁听朱锐的课时，就听他说过，要放开手脚地做事，“不要做基于恐惧的选择。”他后来想，这是老师总结自身得出的结论：老师的人生是跳跃的，从安徽大学，到北京大学，从中国到美国，又回到中国。他的研究领域也是多变的，从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古希腊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后来又转向人脑和神经科学研究。他活得很“轻”，很少瞻前顾后。

    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珍视身体与生命，并认为“具体的、有限的身体，才配有生命。”所以他也珍视、尊重身体的有限性。

    只有非常偶尔，他在课堂上展露出一丝失落，“我现在迈每一步都很困难，但我曾是一个登山的高手，登过很多名山、大山。我从来不知道会有今天。”

    （《新京报》8.5 冯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