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种草”记

    三代人

    1994年，王堃到张家口沽源县开展草原修复工作，他的实验室边上就有一片4000亩重度退化的草原，“白茫茫的，已经成了盐碱地”，农牧民都已弃之而去，王堃带着几个学生一头就“扎”了进去。

    在最初的5年，种下去的草刚长起来就被碱“压”下去了，王堃每天都去地里“滚”好几遍，查看草和土的情况，同时利用生物治碱和工程治碱相结合的方法，将地里的盐蒸发。往往，穿出去的干净衣服，在回来的时候都会被盐碱的粉末染白。“天天就是一脚水、一脚泥，就这么干出来的。”王堃说。

    盐碱地逐渐有了起色。王堃和他的学生选了耐盐的牧草播种，将盐“吸”走，秋天的时候又将这些牧草割走，这样，盐就越来越少了。第二年，又重新种一茬牧草，到了秋天，再割走。年复一年，5-10年的光景，盐被吸走了一大半。

    现在，这片4000亩的草原经过科研工作者30年的努力，褪去了白色的覆盖物，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的绿——草已经长到1米多高了，牧民也带着牛羊回来了。

    在这30年的草原修复光阴中，王堃已数不清带过多少学生参与这片草原的治理，在他印象中，学生是“一茬一茬”地来，这些年轻的学生构成了草原修复的主力军。

    黄顶是王堃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老家位于湖北宜昌。起初，黄顶很不适应草原上的饮食习惯，但更不适应的是草原上的夜晚。2002年前后，黄顶就在这片草原上搭帐篷做研究、睡觉，一到晚上就害怕，那时草原上没有电，晚上风还大，黄顶就给王堃打电话。

    “喝二两酒就不害怕了。”王堃在电话那头说。渐渐地，黄顶克服了对黑夜的恐惧，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天一亮，他就起来读英语，他回忆：“那两年我的英语水平明显提高了。”

    现在，黄顶也是一名老师了，带着3名博士生、5名硕士生。

    作为黄顶的学生，高振开没有见过1米多高的草。2002年，他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小时候父母时常带他去草原骑马游玩，在他印象中，草大概四五十厘米高，黄黄的。高中时，每到春天，呼和浩特都会刮沙尘暴。高振开告诉记者，沙尘暴过后，车上的沙子能铺2-3厘米厚。

    也是在那时，他萌生出了要保护生态和草原的想法。于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就报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草学专业。他所在的高中班级50个人左右，有10多个人都跟他一样，选择了环境、生态相关专业。

    一笔账

    起初，牧民们不能理解草原修复的价值和意义，对他们来说，虽然国家会发放一定的补贴，但修复草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放牧，牛羊吃不上草，进而导致产出减少，收入就会受到影响。

    “一个农业科学家向农牧民推广新技术、新理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堃告诉记者，21世纪初，他想向牧民推广种植青玉米、苜蓿、燕麦、豌豆等农作物，并采取“种草养畜”的方法进行放牧和养殖，尝试种植牧草青贮，解决冬春饲草料不足的问题。“一开始他们都不接受。”王堃说，于是他选择了10户职业是教师、转业军人的牧民家庭，说服他们率先尝试种植，并教他们用科学的方式养护。

    一年以后，这10户尝试新作物的牧民家庭，牲畜的死亡率从20%左右降低到5%左右，其中一个小伙子，那一年挣了两万块钱，收入提高了。于是，牧民们“蜂拥而至”，跑到王堃的实验站门口，主动要求学习新品种作物的种植方法。

    “农业科学家不得不计算经济效益。”王堃说，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创新与研发都与百姓的钱袋子息息相关。在王堃团队的研发中，每一项技术和草种的培育、研发，都会将“提高牧民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作为主要目标。比如，在年降雨量超过350毫米的草原上，通过人工种植、干预，一亩这样的人工草原，产量相当于20-30亩天然草原。

    最近5-8年，黄顶和团队针对退化草原修复改良技术瓶颈，突破了多项技术卡点。黄顶介绍，其中一种技术实行后，产草量在当年就实现翻番；另一种技术则能将黄花苜蓿这种牛常吃的豆科牧草补播到退化草原，并将牧草的粗蛋白含量提高2-3个百分点。在市场上，每吨干草的蛋白质含量提高1个百分点，价格就相应提高100元。

    草原上的科研工作者是和当地牧民互相成就的。“我们不仅要恢复草地的生态，还要让牧民挣到钱。”高振开说。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科研工作者做实验、改良、培育草种、修复草原，牧民们在习得科研工作者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后，将它们延伸、传播至更广袤的草原及其深处更多的牧民人家。

    未了愿

    现在，黄顶明显感觉到，牧民对草原保护的意识增强了、生产技术水平也提高了。他和学生高振开，一到草原上就会和牧民打成一片。牧民会告诉他们这片草原的土壤、草种、草质、降水量等情况，也会表达希望在这片草原上播种什么类型的草。在生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黄顶和团队都会尽量满足。

    黄顶还记得，10多年前，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天在地里做了一整天实验，鞋子上沾满了泥，灰头土脸的。“虽然年轻，但也觉得挺累的。”黄顶说。回到住处，他惊喜地发现牧户做了满满一桌的菜。黄顶是湖北人，学生阶段的一半时光都是在草原上度过的，牧户做的这顿饭就像家一样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时代的发展，现在在草原上做实验的年轻一代不用住在帐篷里，也不用连走带骑地赶上半天路才能到达实验基地。高振开现在住的实验基地，每年夏天都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草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做实验，为草原生态修复贡献力量。

    培育草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甚至十年。2002年，王堃在前辈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率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首次在青藏高原上登记培育15个野生驯化品种，实现我国青藏高寒草原人工牧草品种零的突破。其中一个草种叫“老芒麦”，因其优良特性在我国已推广了上千万亩。

    王堃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培养了9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修复草原这件事他干了30多年，“未来年轻人还要继续干下去”。王堃和黄顶认为，最近几年的生态环境在向好发展，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沙尘暴少了”。但要实现“水变清、山变绿”，还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努力。

    黄顶今年47岁，他本科是学园林的，研究生转到草学专业。他希望未来培养出能超过自己的学生，把改良优质牧草的技术发展成产业集群，并在牧草产能提升和品质改善上有所突破，减轻我国对饲草的进口压力，服务国家草原生态文明建设。

    00后的高振开，很喜欢在草原上溜达的感觉，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继续读博士，但他肯定，未来自己一定会在草原上工作，“修复草原，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为家乡作贡献，还能为国家作贡献”。

    （《中国青年报》7.8 张仟煜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