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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纪红
1988年盛夏，我踏入了高考考场。
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得让人窒息，热浪犹如火蛇般在大地上肆虐，连空气都被烘烤得滚烫。
高考的前一天，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同学们陆续登上大巴车，我紧随其后。我知道父亲会与我同行，于是在涌动的人潮中寻找他的身影。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父亲。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衬衣，衣服上有汗渍，还沾着些许泥土。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皱纹深深地刻在额头和眼角。
“爹，你来了！咱们快上车吧。”我焦急地催促。
父亲微笑着摆了摆手：“我不跟你一起坐车了。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车辆缓缓驶出，我回头望去，父亲的身影在车窗外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尘土中。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抵达县城。
我们统一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住宿。就在我即将熄灯休息时，父亲来了。
“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惊喜地喊道。
“当然要来陪你。高考这么大的事，爹怎么能缺席呢？”
“爹，你晚上住在哪里呀？”
“就在你们招待所旁边的旅馆，我开了个房间，和小春他爹一起。”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睡吧，明天好好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一打开房门，只见父亲拎着油条、豆浆和茶叶蛋，站在门口。
“快来吃饭，吃完咱们早点去考场，不要耽搁了考试。”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阳光洒在脸上，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父亲在招待所等我，他的笑容温暖而平静。他没有提及考试，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聊起家常。
父亲帮我收拾完行李，说：“你和老师同学坐大巴回去，我和小春他爹还要在县城办点事，迟一点回。”
那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的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孩他娘，帮我打一桶热水来，我要好好地泡泡这双脚。”
“咋的了？”
“去县城来回走了六十多里地，脚底磨出泡了。但坐车的钱省下了，值当！”
“我说呢，给你的钱，咋还剩这么多。”
“嗯，住宿的钱也省下了。住旅馆每晚要五块钱，我可舍不得，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了三个晚上，挺凉快的，只是蚊子太多。”
“你呀……”母亲心疼父亲。
“孩他娘，这省下来的钱，你明天上街割点肉，给咱儿子补补。”
黑暗中，我泪流满面。
（《光明日报》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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