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

    ■张旭东

    鲁迅杂文不仅是鲁迅文学的主体，也是它的风格实质、审美内核和作者文学天才与创造性的终极所在。鲁迅文学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危机、例外和紧急状态中，完成了其文学本体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论证。

    鲁迅文学的核心和最高成就是鲁迅杂文。虽然鲁迅首先是通过短篇小说发出自己的声音、奠定自己最初的文坛地位和社会影响，但作为整体的鲁迅文学，却是在以杂文为其强度高点和终极风格，从而完形其文学自我形象的。

    鲁迅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固然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杂文创作却在“量”和“质”两方面都决定性地界定了鲁迅文学内涵与外延的最大值，界定了作为“写作”和“有意味的形式”、作为“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诗”的鲁迅文学本身。

    《野草》和《朝花夕拾》既是对小说（《呐喊》和《彷徨》）的补充和注释，更是对杂文的补充和注释。它们本身属于广义的杂文范畴；作为小说与杂文之间的中介和过渡，它们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到了鲁迅小说的杂文因素，即它们作为“不自觉的杂文”的根本特征。

    经过“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鲁迅文学在语言、形式、风格、作者意识和针砭时弊等方面都返诸自身、回到了自己。这个“自己”不仅仅是作者个人，而且也是中国新文学在其诞生和发轫之际的“源流”意识和世界文学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杂文代表着新文学同中国古文传统的最深、最内在的联系，同时也代表着它同世界文学的最广泛、最内在的联系；而这两组联系和决定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第三层关系也同样在杂文中获得最好的处理，从而成为鲁迅文学风格内部的构成性因素。

    无论在“宏观”的文体、样式、风格、写作法和作者自我形象层面，还是在“微观”的文字、修辞、句法、口吻和行文谋篇布局等基本单位层面，鲁迅文学的基本面和主要载体都是杂文。杂文写作不仅在数量上占据鲁迅文学的大宗，因此不妨被视为鲁迅最为擅长的文体和写作手法。

    杂文的“杂”规定了鲁迅文学的本质：它是与流俗意义上的“纯文学”或“闲适”、“优美”、建制化文学（“鸿篇巨制”、艺术宫殿、象牙塔等）针锋相对的“文学的文学”。鲁迅文学的形式体现于鲁迅杂文，这之中的审美政治意义在于：文学要“纯”——如果它指的是让文学达到其内部语言、结构和表意链密度、强度、形式紧张和外延冲击力，保证其形式自律性和作者意识的全神贯注的纯粹性的话——就必须“杂”。 

    具有本体论意义和价值的杂文文体和风格，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具备应对危机、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的能力，即那种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里表现出来的挣扎、搏斗、漂泊状态，以及那种在杂芜、敌意的环境中，在不断的碰撞、挤压和攻防转换中的表达和造型能力；另一方面，它也证明了自己具备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时空中命名事物、辨析真伪、组织经验和再现现实的叙事能力——这种能力在鲁迅写作生涯最后的“上海十年”中得以充分展现。

    杂文因此成为一种“写作之写作”。在这种劳作中，杂文客观上“既在文学之内，又在文学之外”，同常规“文学”体制保持着一种反思性、批判性关系。在构成写作的“自我意识”意义上，杂文是文学的“哲学”；在写作实践、行动、操练、戏仿、寓意表达（包括风格怀旧）等意义上，杂文又是鲁迅哲学或“思想”的文学。

    （《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