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缘政治大变局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但全球的统一数字治理框架尚未形成，各国围绕数字技术产业和数字治理规则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数字治理在焦点议题、方案选择、机制建设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态势。

    主要大国在数字治理核心议题上的分歧长期存在，竞争博弈日趋激烈。目前，主要经济体关于数字治理的代表性主张分为三类：基于自身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倡导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更加关注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倾向于实行有限制的数据流动管理措施；注重对数字主权与国家安全的维护。三种模式侧重点的显著差异，构成了全球数字治理的“不可能三角”，加大了全球数字治理统一规则的难度。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凸显，风险挑战加剧。

    全球数字治理的物质基础仍然相对薄弱，数字鸿沟短期内难以弥合。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23年事实与数据》报告指出，2023年，高收入国家约93%的人口为互联网用户，低收入国家仅有27%的人口使用互联网，巨大的信息落差可能加剧全球贫富分化。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赋予数字治理理念与规则以政治化色彩，严厉打压非西方国家的数字治理倡议，加强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数字产业的施压、围堵和遏制。日趋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放大了不同数字治理方案的分歧，致使重要经济体之间达成数字规则共识的协调空间有所缩小，数字规则的碎片化形态日益凸显。

    全球数字治理的主体多元性及其诉求和动机的差异性，加速了“权力流散”态势，加大了构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难度。随着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等领域，数据流和信息流的获取更趋于扁平化、去中心化，包括各国政府、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以及消费者在内的各类主体，都在数字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对数字治理分别有其独特的利益关切。数字治理中的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形成复杂的相互依赖结构，多元的利益主张和价值诉求难以避免地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及制度建设上形成张力乃至冲突，协调难度加大。

    全球数字治理制度供给不足、成效弱化，难以满足全球数字发展与安全的需要。一方面，伴随着多重风险叠加，传统治理机制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数字安全问题时力不从心。当前全球层面的数字治理规则主要由国际软法性文件构成，缺乏强制执行力，难以约束多方治理主体。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快速演变迭代，潜在问题和安全风险难以预料，且危害程度不易评估，客观上造成立法执法落后于发展现实的局面，治理的技术和法律盲区不断增加。

    （《半月谈内部版》2024年第5期 孙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