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海外传播的价值

    “红色经典”的创作与跨媒介改编贯穿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其在海外的传播和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有着内在的联系。

    “红色经典”在20世纪50—70年代集中传播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构起关于“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国外的研究者认为“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有着阳刚的外表，对朋友忠诚，对敌人勇猛，对弱者怀有恻隐之心”；而《白毛女》《红灯记》等戏剧“故事性强，舞台演出效果好。”这些评价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左翼人士对中国的认知形成互文和互动。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斯诺、杜波依斯、尼尔林夫妇、菲利克斯·格林等结合自己的访华见闻著书立说，肯定中国的革命模式和建设成就；法国学者和思想家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等推崇毛泽东思想，认为中国为他们反思欧洲提供了参照。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认同与赞赏起到了消解彼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负面宣传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国外文学文化领域对我国“红色经典”跨媒介改编的关注，同近年来国外经济政治领域渴望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热衷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内在需求，形成某种隐在的呼应。西方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红色遗产在今天依然“闪烁其光华，发挥其效用”；与此同时，国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热议中国发展模式，发表了《中国模式：激励性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国家与市场之间》等大量外文成果，二者形成某种协作或互证的关系。

    “红色经典”从根源上言说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国际社会认知“中国模式”、观照“中国道路”的重要维度。它借助翻译和海外传播拓展了艺术潜能，并通过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关联，建构起一个国外认知中国的宏观语境和框架，在当下对于国外认知中国有其难以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姜智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