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帕瓦罗蒂在中国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离开我们快17年了，但他的歌声从来没有被忘记。

    尤其是1986年，他头顶“高音C之王”的桂冠，率领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首次来华演出，用极具穿透力、有金属光泽的歌声，为中国人打开一扇欣赏西方歌剧艺术的窗户。从此，中国人记住了第一个站上人民大会堂舞台，有一脸大胡子、挥舞着白手帕、总是笑眯眯的男高音歌唱家，并亲切地称他为“老帕”。

    在广场上撒欢儿

    1986年6月底，夏日炎炎，天安门广场上，一位身穿红底白花衬衫、披着花围巾、体重三百多斤的大块头，骑着一辆黑色二八自行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驰而过。

    几位金发碧眼的摄影师，肩扛“长枪短炮”，手忙脚乱地在后面狂追，并大声喊道：“只需要拍一个镜头！”

    大块头听后，双脚蹬得更快，把摄影师们远远甩在身后。年过半百的他，活脱脱一大男孩，大笑着说：“我在中国骑单车，感觉非常棒！我骑得正高兴，根本停不下来。”

    这位高兴到“停不下来”的人，就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鲁契亚诺·帕瓦罗蒂。他凭着天生一副好嗓子，能怡然自得地唱出男高音的极限音域——高音C。

    更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与萨瑟兰合作演出《军中女郎》，在演唱一段被称为男高音禁区的唱段《多么快乐的一天》时，连续飙出9个漂亮的高音C，从此被誉为“高音C之王”，成为20世纪的歌剧传奇。

    然而，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欢儿的时候，很多中国民众还没有听过歌剧，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骑的自行车，是一位中学生顶不住一堆随行人员的劝说，才犹犹豫豫借给他的。

    中国音乐界的人，早已久仰其大名。帕瓦罗蒂率热那亚歌剧院来华演出的消息甫一传开，全国28个省市区音乐学院、歌舞剧院的师生、艺术家以及音乐爱好者们，纷纷坐飞机、乘火车赶到北京，争相购买演出票。

    当时的演出票价，分为10元、8元、6元、5元四档。在那个看一场电影只要一两毛钱的年代，这样的演出票算“天价”了。一万八千多张演出票，却很快被一抢而空，甚至供不应求。

    没见过这么热情的观众

    对帕瓦罗蒂来说，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来北京之前，他难以知道，中国观众会对他的演唱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位朋友告诉他，中国人含蓄内敛，看演出时不会有热烈的反应，他因此而忐忑。带着这份忐忑，6月24日晚，帕瓦罗蒂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了首场独唱音乐会。音乐会上，他唱了《弄臣》选段“女人善变”、《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眠”等，12首意大利经典歌剧唱段。

    帕瓦罗蒂的音色很美。他的声音浑厚而富有表现力，编剧、作家邹静之曾形容当年听到他的第一声唱：“心里的感觉是骄傲——为人类有这样热情的声音而骄傲。”现场2700名观众如痴如醉，演出结束时，掌声如雷，最长持续了6分钟。

    手捧鲜花的帕瓦罗蒂，连续谢幕15次。现场观众仍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他被观众的热情打动，又加唱了5首意大利歌曲。加演的曲目与时间，甚至超过了半场演出时间。

    作为一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深知，音乐有扣人心弦的强大力量，但先决条件是：观众心中必须有情感可供挑起。中国观众心中藏着什么样的情感，他事先一无所知。事实证明：“中国观众心中深藏的情感，和米兰、巴黎或纽约观众心中是一样的。”

    他后来回忆道：“我到过世界各地去演唱，像这样热情的观众还不曾见过。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地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

    走出剧场时，有很多人找帕瓦罗蒂签名。“连中国儿童都知道我灌录的歌剧名称，他们不分老幼都拿我的录音卡带要我签名。”他对同行的伦敦唱片公司的人说，“你们在中国卖了不少我的唱片啊！”

    还有人带着《帕瓦罗蒂：我自己的故事》要签名的。这本书是帕瓦罗蒂和美国作家威廉·莱特合写的第一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书的纸张看起来有些粗糙，他不确定是不是盗版书，但也欣然在上面签了名。

    艺术的高峰

    《波希米亚人》在天桥剧场演出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夫妇和热那亚歌剧院总监。同时邀请帕瓦罗蒂到人民大会堂开个人演唱会。

    随行翻译告诉帕瓦罗蒂，“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人民大会堂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开会的地方。您将是第一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帕瓦罗蒂欣然接受了这项殊荣。

    出席作陪这次宴会的，还有意大利驻华大使马拉斯、王蒙、吴祖强等。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在宴会上说：“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不仅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我们可以说，帕瓦罗蒂是我们的。”

    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令帕瓦罗蒂感动。他在《我的世界》里写道：“虽然我们的音乐对多数人而言仍是相当奇怪，他们却能更深一层地体验，而不是当作另一种文化加以排斥。”

    当时，王蒙坐在帕瓦罗蒂旁边。两人谈艺术、谈中西文化，相聊甚欢。两人甚至谈起各自的生日，都是10月出生。帕瓦罗蒂对王蒙说，在意大利人看来，10月出生的孩子最聪明。

    宴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回到酒店后，帕瓦罗蒂又开始犯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将是他演唱生涯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室内演唱会，而留给他准备的时间并不多。

    最麻烦的是音响问题。在其他地方举行大型演唱会时，他通常需要24个小时架设音响设备。但在这个规模大得多，而且不是为演出而设计的厅堂里，算下来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支配。

    演出门票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一万张演出票，必须在几小时内印妥并迅速分配出去。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方的全力协助下，所有准备工作都奇迹般地如期完成。

    7月4日晚，帕瓦罗蒂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攥着白手帕，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白手帕是他的招牌，不仅能擦汗，也能缓解演出时的紧张、给他带来安全感。每次演出前，他也不免紧张。“对歌剧男高音来说，演出都像是一场斗牛，高音就是他必须面对与克服的愤怒野牛。有谁愿意在观众面前被牛抵伤呢？”

    他克服了“愤怒的野牛”，也征服了所有观众。潮水般的掌声，仍在每个高音出现时响起。演唱会结束时，他挥舞着白手帕，和人民大会堂的一万名观众一起陷入疯狂。

    王蒙曾用“辉煌”两个字形容在现场的感受。“意大利的美声唱法把人类的声乐发展到极致。他的声音一下子把整个空间占领了，那确实是艺术的高峰、艺术的极致。他的声音也是特别的辉煌，让你想到英雄，想到古典式的完满。”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后，帕瓦罗蒂也不无激动地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峰”。

    （《北京日报》4.30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