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传热学是一门跟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陶文铨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记者介绍他的研究领域。比如，自然界中雪花融化、蒸汽凝结等都涉及热量传递；再比如，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电脑芯片，需要用风扇为其降温，也是传热学的研究范畴。
20世纪后半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利用数值方法研究热质传递的数值传热学被提出。长期从事传热学研究的陶文铨，将数值传热学引入国内，推动了我国数值传热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坚定科研报国理想，投身传热学领域研究
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迁往西安。从浙江绍兴稽山中学读完高中的陶文铨报考了动力工程系热能工程专业，成为交通大学西迁后首批到西安就读的学生。
为什么要报考交大？“一是被交大毕业的钱学森先生的报国事迹深深打动，坚定了去交大读书的决心；二是热能动力工程专业毕业后可以去发电厂工作，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是件很新颖、很有吸引力的事情。”陶文铨说。
怀揣一腔热情，1962年本科毕业后的陶文铨选择继续深造，师从杨世铭教授，攻读传热学专业研究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
1979年10月，杨世铭邀请在海外任教的杨光祖教授到西安交大讲学。杨光祖介绍了近10年国外传热学发展的情况，尤其是数值传热学，即通过计算机求解的传热学与数值方法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这着实让人大开眼界。”陶文铨说。1980年，陶文铨赴国外进修，为期两年。“当时就想着学点新知识，回来建设祖国。我就像一块干海绵被放进了水里，努力地汲取知识。凡是关于数值计算的课程我都去听。”陶文铨回忆，“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把科研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念。”
推动数值传热学发展，将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
回国后，陶文铨一直从事传热强化与流动传热问题的数值计算两个分支领域的研究。1986年，他在西安交大热工教研室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数值传热学学习班，当时来听课的都是该领域的高校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界对传热问题数值预测及工程应用规模的研究。
1988年，陶文铨编著的《数值传热学》在西安交大出版社出版。后来，该书被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传热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随着国家对数值传热学领域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陶文铨对于组建团队的信心也越来越足。自1983年初回国，他便与同事何雅玲和王秋旺等组建了研究团队，在热质传递数值预测技术及其工程应用方面努力探索，开展复杂热质传递问题数值预测基础研究及重大工程技术创新研究。
陶文铨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航天、能源和化工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他们研发的强化传热技术缩小了我国气体换热器产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007年，陶文铨发起并举办了亚洲计算传热学会议。
如今，85岁的陶文铨，做科研的劲头依然很足：每天早晨9点钟开始工作，晚饭后休息一会儿，再工作到凌晨3点。这是他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这个时段没人打扰，没有电话，最安静、最适合工作。”陶文铨笑着说。
从“一片叶”到一树桃李
陶文铨在兴庆校区大教室上课的场景，是许多西安交大学子共同的校园记忆。作为学校的特大型教室，该教室能容纳367人，但每年选修以及旁听“数值传热学”的学生经常超过400人。
教室的座位不够坐，陶文铨便特意购置了20多个小马扎，每次上课前让学生摆好。坐着小马扎认真听讲的学生，便成为陶文铨课堂上独特的风景。
“搞好科研和教学工作，首先要热爱所做的事情，热爱自己的学生，这是做好研究、做好教师最重要的要求。”陶文铨说。
自留校任教至今，陶文铨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虽然数值传热学、计算传热学等课程，陶文铨已经讲过无数遍，但他经常完善授课内容，不断补充新的知识和体会。“讲一遍有一遍的体会，讲一遍有一遍的收获。”陶文铨说。
陶文铨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他讲授数值传热学课程时，每周一次在晚上7点半到9点半召集十几名学生开展讨论。学生们会提问，他也会出题考问，师生之间的交流探讨，专业又轻松。
陶文铨常说：“交大西迁，扎根黄土，枝繁叶茂，我便是这棵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小叶。”
从“一片叶”到一树桃李，从教58年，陶文铨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已经超过2万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在国内相关高等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工作，许多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其中包括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名长江学者、5名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陶文铨也因此获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称号和“国家杰出教学奖”。
如今的陶文铨依然在发光发热。一方面在编写新版教材，另一方面也在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创新可以体现在不同层面。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但从1到1.1，再到1.2，也是一种创新。形成了创新思维，就有了信心，才会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要为年轻学者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陶文铨说，创新意识应该从小培养，从基础教育抓起。比如，小朋友画了一个蓝色的苹果，父母应加以鼓励和引导，而不是急于纠正，这才能很好地保护难得的创新意识“萌芽”。
（《人民日报》5.8 张丹华）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