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体系创新的研究方法

    就知识体系的创新而言，我们现在认为有内部和外部的研究方法。内部的以每个国家的国别为单位，讨论历史文化传统、知识体系自身的传统；外部派，也可以说是西化派，是从外来思想传入中国来讨论知识体系的形成。在我看来，这两者都有缺陷。

    从全球思想史的维度来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全球知识体系都是流动的，不存在绝对的、纯粹自我的知识体系。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工艺知识的全球流动为例，德国著名的梅森瓷器起初是模仿学习中国景德镇，最后越模仿越像，当然最终的突破是他们引进了景德镇的技工，在陶瓷的烧制技术上有了跃升。荷兰的瓷器制作也是学习中国，但其过程就是从模仿到接受、再到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全球知识流动的结果，没有固定的一以贯之的民族传统。同样是梅森的瓷器，在其模仿中创造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镀金工艺，而景德镇又把德国这一原创的工艺学习引进了回来，丰富了自己的瓷器产品。我们学习了西方，西方也学习了我们，如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就学习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很多内容，在英国有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爵士，在法国有思想家伏尔泰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讨论自主知识创新体系的时候不要把它绝对化。

    在这一点上，以英国思想史研究学者昆廷·斯金纳为例。在研究国家现代性的时候，有学者指出，斯金纳所追溯的国家概念和提出的定义几乎完全都是从其内部的、国内的或者内政的角色来考虑的。2003年，斯金纳对此作出了反思，他认为，只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里来讨论近代政治思想基础的构建，这么做是多么地欠考虑，其视野局限在英国又是多么的狭隘。正是出于对思想史学科的拓展，斯金纳的学生阿米蒂奇才将视野扩大到了国际，提倡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

    在研究知识体系中，从学科的视角而言，历史学应该成为基础性学科，历史学的长时段和大空间能够让我们看出知识的不同谱系是如何建立的，知识的流动在空间里展开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看到连续性，又能察明到流变和断裂。的确，只有把握了一种知识体系的起源，才能知道原来知识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裂变。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呈现出来，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连续性当中的断裂，断裂中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知识样式和谱系的呈现中，可以暗含与预示着未来该如何去创新。因此，追寻起源、建立谱系是非常重要的。

    从打破国别本位出发，从全球思想史的维度来讨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路径。知识的交往，在今天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加快。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观念和知识在全球的流动不断加快、不断扩展，覆盖更为广阔的空间，形成全球性网络。在此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促进了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的突破。

    我们总是在知识互动当中再创造，形成新的知识样式。对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言，从历史上来看，这一构建是与外部密切相关，我们是在把外部他者的思想知识体系融入自我之中，于此，近代学人对西学的翻译成为中国构建现代知识体系的努力，也为后来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创造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起步，我们后来对现代思想观念的理解都无法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可以说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从未在封闭性的自我体系里进行。这也提示我们，一定要在全球知识流动当中展开和进行知识的再生产。

    （《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1期 李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