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

    在读者眼中，刘心武的名字是由许多文学作品沉淀而成的。他写小说、写散文、写建筑评论、写《红楼梦》研究，是中国文坛“常青树”。面对面采访82岁的刘心武，我们试图寻觅他身上的常青密码，却看到了漫漫岁月中的一种文学本真。这是“到了80岁，不需要有写作计划”却笔耕不断的刘心武，是至今追求美、但不追求完美的刘心武，是念及老友仍“想大哭一场”的刘心武。

    一直傻傻地写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者。当年和我一起获奖的一些伙伴，不少人后来就没有了想法，不再持续写作，也有的是被迫中断写作。我没有停止过写作，一直在傻乎乎地写。从1958年16岁那年发表在《读书》上的第一篇文章直到现在。

    我不断地回顾自己的写作，不断地作总结。文集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多了以后的集中展示，没有什么历史方面和作者整体评价方面的考虑；文存是有文必录，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不论是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还是难为情的作品，既然公开发表了，就不能回避。

    老大姐茹志鹃在世时和我关系很好，我们在创作上一直有交流，她总是表扬我，说我的回顾特别有益。她鼓励我不断地回顾，巩固优点。我不断有新的作品，还打算继续把发表后未收集的文字编为一集，延续自己写作跋涉的足迹。这也是对老大姐的一种告慰。

    隔窗窥见新月

    我小时候家住钱粮胡同35号，那是海关总署的宿舍，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隔壁34号缩进一块，是个小四合院，那就是陈梦家的私宅。1953年，我们胡同发基层选举选民证，我母亲是张罗者之一，她对我说：“幺幺，隔壁的陈梦家先生在帮忙核对姓名呢，你不看看他吗？”我们家有几扇有花式隔栅的玻璃窗，我赶紧隔窗窥望，看见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他虽然穿的也是蓝布干部服，但浓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衣服和皮鞋一尘不染，一脸蔼然的微笑，在那里与人交谈。我对他印象深刻。

    我和巴金见面是在1978年。当时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担任编辑，文艺编辑室的同人们自发创办了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艺刊物《十月》。长我8岁的同事章仲锷带我去上海组稿，我们一起去巴金府上拜访。

    巴金答应给《十月》写稿，同时告诉我们，他主编的《上海文学》和《收获》也即将复刊。他特别问及我的写作状况，并为《上海文学》和《收获》向我约稿。他望着我说，编辑工作虽然繁忙，但你还是应该把你的小说写作继续下去。我现在回思往事，就体味到他的语重心长。

    我回北京以后果然写出两个短篇小说寄过去，《找他》刊登在《上海文学》上，《等待决定》刊登在《收获》上。我很惭愧，因为这两篇巴金亲自约稿的小说，质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运，如果不是巴金对我真诚鼓励，使我的小说写作进入持续性的轨道，后来我又怎么会在摸索中写出质量较高的那些作品呢？

    写作尤其是写小说，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有前辈鼓励你不懈地“练手”，并提供高级平台，是极大的福气。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一种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为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

    不啻救心丹丸

    我家里的纸箱里保存的冰心来信，有12封。翻看那些几乎被老鼠啃掉的信件，我确信，冰心是喜欢我、看重我的。她几乎把我那时候发表的作品全读了。

    1982年，我把一摞拟编散文集的剪报拿给她，求她写序。她读完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垂柳集》写了序，提出散文应该“天然去雕饰”，切忌弄成“镀了金的莲花”。这是她的经验之谈，也是对我以后写作的谆谆告诫。20世纪90年代后，我继续送书、寄书给她，她都看，都有回应。

    我去看望冰心，总愿一个人去。我愿意跟冰心单独对谈，她似乎也很喜欢我这个比她小42岁的谈伴。真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去了，到离开，始终只有我一个，吴青和陈恕（冰心的女儿和女婿）稍微跟我聊几句后，就各自去忙了。于是，阳光斜照进来，房间里只有冰心老人、我和她的爱猫，沐浴在一派温馨中。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冰心给我写信：“我这一辈子比你经受的忧患也不知多多少！一定要挺起身来，谁都不能压倒你！你像关汉卿那样做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重读这封信，我心潮起伏而无法形容那恒久的感动。敢问什么叫作好文笔？在我艰难时，多少人吝于最简单的慰词，而冰心却给我写来这样的文字。

    我还是个中学生时便给《北京晚报》副刊投寄小稿子，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顾行（《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在文化界的活动中邂逅，这才有了些来往。他历经大劫后那种超然于荣辱浮沉和炎凉生死的精神状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我一度相当的“忙”，竟未珍惜这一能给予我诸多养益的人际关系。但当我摔了个大跟头时，老先生在获悉有关我的信息后，立刻给我拨来了电话。他说：“心武，你要相信自己。”当时他因严重的心脏病住在安贞医院，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离开病房，走过好长一段走廊，到公用电话亭那儿给我拨的电话。

    这是一个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电话。短短几句话，不啻救心丹丸。

    得知他去世，我难过许久，我该怎样向他的在天之灵颂念那宝贵的人生馈赠？纵使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自强与自救自赎的能力，我们也许还是需要在关键时刻接到一个始料未及的救心电话。同时，我们应当自问：什么时候，我们也给他人拨一个这样的电话？如果此前未曾有过，那么，头一个这样的电话，将在何时，拨给何人？

    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命不由己，运势难驭，但我们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热爱生活，拥抱命运，乐观前行。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这也应该是你和我对待命运的态度。

    （《解放日报》4.19 栾吟之 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