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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1958年底从北大中文系被分配到此时，面对整日“钻故纸堆”的古籍编辑工作，最初情绪是有些消沉的。那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一座古朴安静的小四合院里办公，老先生们多来自江浙世家，说的都是吴越方言，彼此间称呼“先生”。在这样的氛围下，他的心沉静下来，从此冷板凳一坐就坐了六十多年，亲历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几度起落，见证了它与政治的纠葛，也见证了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所受的冲击。2024年3月22日，95岁的程毅中去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古籍工作的未来仍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从一无所知到研究专家
1959年4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这年夏，中华书局计划出版《海瑞集》，时任总编辑金灿然指定程毅中担任编辑。程毅中对海瑞的认知仅限于小说、戏曲里的清官形象，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海瑞一无所知。他有些奇怪，海瑞不是文学家，为什么交给他来编？
书局里的编辑、版本目录学专家陈乃乾已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他亲自到上海找书，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所藏善本海瑞文集，请人做了初步校勘，辑录散佚诗文等。这些资料，他都转给了程毅中，还指点他如何鉴定版本。
1961年三校即将完成时，北京图书馆老专家、被文化部点名作为“访书专员”的路工在陕西图书馆看到了明刻本《海刚峰集》（海瑞号刚峰），这是海瑞生前定稿的《备忘集》初刻本，保持着海瑞自编文集的体例。程毅中请示领导后决定改换工作底本，调整次序，重编全书，并用吴晗的《论海瑞》作为代序。
那时铅字排版的工作量很大，经过屡次改版，《海瑞集》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海瑞文集。金灿然指示编校者可以个人署名，徐调孚替程毅中起了笔名“陈义钟”。金灿然表扬程毅中，可以称得起是研究海瑞的专家了。
与人为善
1979年8月，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自恢复建制。中华书局设置了文学编辑室、历史编辑室和哲学编辑室，程毅中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那时文学编辑室有12人，除了周振甫等老先生外，主力就是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黄埔三期”（1959到1961级）毕业生，1961级毕业生许逸民也在其中。
程毅中把厚厚一大摞《先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出书时定名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书稿交给许逸民审读。许逸民之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大稿，程毅中耐心告诉他，入手这类稿子后要参考必要书目，看文学总集，仔细核对，还提出了细致明确的审读要求。许逸民这才有了信心。
编辑看完稿需要撰写详细的审稿意见，交编辑室主任过目后寄给作者。一开始许逸民的审稿意见写得很直接，程毅中提醒他，有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尊重老先生的著作权，措辞要文雅，与人为善。
中华书局总编室前主任黄克曾说，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古籍整理稿件，程毅中翻阅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提出切中肯綮的审读意见。中华书局档案中保存着他写的这些审稿意见和给读者回信的底稿，厚数尺，篇篇一丝不苟。
新古籍整理规划的执笔者
1981年，程毅中开始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主要负责古籍整理项目。
柴剑虹当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经导师启功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参加了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对他来说，程毅中既是敦煌学研究的前辈，也是他进入敦煌学研究的引路人。
1982年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程毅中受邀出席。他30岁时撰写了文章《敦煌变文的几点探索》，1962年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上，其研究在敦煌变文研究中论述周全且有创意。程毅中认为中华书局应该培养年轻编辑做敦煌学的接班人，因柴剑虹此前在新疆做过十年教师，就推荐他与会。程毅中告诉他，中华书局的编辑参加学术讨论会必须写论文，在会上要有发言权。
那次会上，全国各地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几乎悉数出席。会后，柴剑虹担任了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等重要敦煌学书稿的责任编辑，是1983年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成为学会秘书长。
1985年到1995年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鼎盛时期。那时全国有十几家专业古籍类出版社，学者型编辑众多，其中傅璇琮和程毅中是年轻编辑的偶像。
20世纪80年代起，由中华书局承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几乎每期都刊登各地学者、读者撰写的点校勘误短文。程毅中写过很多古籍整理的勘误札记，他说这是编辑匠的职业病，也是中华书局的传统。
留下了一点遗憾
1986年，程毅中因病辞去副总编，继续从事编辑工作至退休，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2年，他向国务院呈递《古籍数字化需要加强统筹工作》的建议。后来，中华书局率先建立数据库，并上线投入使用。
他推动的另一项工作是《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2012年，他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丛刊》第六、七、八集的出版很快列入规划。2021年7月，《丛刊》第十辑面世，延续67年的戏曲古籍编纂工作终于告竣。
退休后，程毅中花在古代小说研究上的时间最多，对中华书局的发展关切于心。2021年12月，有读者对《梁佩兰集校注》校注质量提出尖锐批评，程毅中说：“最近中华书局遭到了猛批，我为之痛心不已。对我来说，以前在职时没有尽力按金灿然、徐调孚先生那样强调质量第一和重视人才，也留下了一点遗憾。”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4期 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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