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

    ■孙家洲

    对于研究秦汉史和“《史记》学”的人而言，位于韩城市南10千米芝川镇南门外、梁山东麓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墓和祠，无疑是一方圣地。司马迁的墓祠，背靠峻拔的山体，俯视雄浑的黄河，满目树木苍翠，尽得天地风水之盛。由山下宽阔的“太史公广场”开始，拾级而上，牌坊、山门、祠门、献殿、寝殿、松柏环绕的墓冢，历历在目；洋溢着敬仰之情的匾额题记，扑面而来：清光绪十二年（1886）“汉太史司马祠”的木牌坊额书，清康熙十年（1677）“高山仰止”的木牌坊额书，祠门之上“太史祠”额书，分外醒目，献殿之前排列有序的历代重修碑记和歌咏碑刻——呈现人望凝聚之重。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受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前后辉映，人数众多。但是，就墓地规格之高、拜谒者人数之众而言，太史公司马迁独居魁首。

    班固曾经从政治立场和维护“汉家正统”的观点出发，对司马迁与《史记》有过严厉批评：“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汉书·叙传下》）班固还曾经从学术标准有偏差的角度，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不难看出，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既涉及体例问题，更着重于“思想”与“立场”。有的言辞，相当激烈和尖刻。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班固生活在东汉，班固以晚辈的身份如此指责和批判前贤，那么，生活在班固之后的学者，自然就要经过自己的对比和研究，来判断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是否可以成立。

    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著作”，班固为主要撰著人所完成的《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要分析和比较两位伟大历史学家的“异同”，从史书体例入手展开讨论，自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式。

    后世学者，偏偏有推崇“通史体”与褒奖“断代体”的两种学术路数的存在，于是，司马迁和班固所开创的史书体例谁高谁低，也就成了无法取得共识的议题。

    宋元之际的史学评论家郑樵，在所著《通志·总序》中，集中阐述了史学的“会通”之义。郑樵力主编写通史，竭力反对断代为书，认为历史犹如长江、黄河延绵不断，如果断代为书将造成“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的状况。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在评价《史记》《汉书》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尊马抑班、提倡通史而轻视断代史的思想倾向。

    而唐代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是推重断代史体例的，所以，他对于班固的《汉书》，褒奖有加：“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

    平实而论，两种史书体例，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各有其优点。两种不同的著史体例，都应得到尊重。司马迁以“通史”的视角，把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做了天才的梳理与记述；班固沿用了司马迁的“纪传体”的体例而“断汉一代为史”，推出了第一部“断代史”，后世史家援为楷模，累代继作，遂有“二十四史”的“正史”体系辉煌传世。就此而言，司马迁与班固，于中华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皆有大功。

    （《出入龙门：晋陕黄河右岸的历史与人文》 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