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大时代有大关怀”

    ——曹沛霖先生二三事副题引题题一题二

    曹沛霖先生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主研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曹沛霖荣膺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8-2019）“学术贡献奖”。

    “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

    曹老师在复旦大学共执教五十多年，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自豪地说：“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

    从来不迟到，看上去也没有多大神奇的，可对于事务繁忙的曹老师来说，还是实打实不容易的事情。曹老师的爱人早年在苏州工作，孩子也在苏州读书，他不得不奔波于苏沪两地。那时的交通不像如今这么便利，出个城要做很多准备，换很多趟车。一旦遇到车次取消或者交通拥堵的情形，不要说迟到，就连能不能正常上班都很难说。“上课不迟到”，在曹老师这里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已变成一种信念，容不得半点马虎。

    1995年，63岁的曹老师出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作为“当家人”，曹老师做了大量的案头资料整理与研究等隐姓埋名的工作。他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踏在别人肩膀上上来的，我也希望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对自己带的博士生，他鼓励学生把一些独创思考写出来发表，甚至认为学生将老师的观点发扬光大，是一代又一代学人薪火相传的事业。在如今特别强调尊重知识产权且文科思想独创不易的时代，曹老师的观点有点另类，同时也说明其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在乎外在的东西的。

    对“六人问题”的洞察

    做学问有三种境界：一种是有知识的外层境界，即拥有某一专业领域比较细致完备的知识，但缺乏知识转化与理论对话的意愿与能力，固守所谓的“专业门槛”不前，甚至走向了自娱自乐的境地；一种是有学问的中层境界，表现为对本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并将其与历史、现实连接起来，既成一家之言又具释人惑之功；再一种是有智慧的深层境界，体现在对人性、人命、人生、人口、人世、人心“六人问题”的深刻洞察，是将知识、学问、工作、生活与人情事理、世道人心有机结合的体现。这种学问的智慧之道，非经岁月的风霜、生活的磨砺和政治的变幻而不得。无疑，曹老师是将知识、学问和智慧三者有机结合的学人典范。

    记得博士入学后不久的一个冬日下午，我到凉城新村去看望曹老师和师母。师母给我冲了一杯当时比较流行的速溶咖啡，闻起来香喷喷的。我坐在曹老师家朝南的书房里，他拉来一把椅子，和我对面坐着，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因为我在党校工作过，在听了我介绍当时中层干部的心理与实际状况时，曹老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亚林，腐败如果走向了体制化，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曹老师对国家发展、党的使命和人民群众命运的关怀溢于言表。如今，党通过自我革命以及与人民监督的结合，找到了反腐败的利器，开创了国家繁荣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新境界。当年阳光打在脸上、师生对谈的画面，至今依然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吹响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号角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政府体制》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编写，再到21世纪初的《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的集成式写作，都体现了曹老师对比较政治制度领域的深刻洞察与卓越见解。2018年，在《比较政治制度》一书重印了几十次、发行了十几万册、使用了十几年后，由我负责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我通读全书，深感当初曹老师拟定《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的写作提纲以及审定全书的内容时，所拥有的洞察大势的眼光、冷静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与深谋远虑的格局，以及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原理提炼、制度分析、理论反思等重大理论与现实判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验证。正因为曹老师对中西政治制度的实质、脉络与框架进行过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比较，他对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的短缺与磨损、政治制度的实践模式与特征、政治制度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等重大问题便有了清晰、系统和前瞻的思考，这种思考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宝贵财富。

    “要对大时代有大关怀”，是曹老师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新世纪来临之际，他专门撰文谈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的问题，吹响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号角。如今，我国各门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成燎原之势，也再次印证曹老师二十多年前的睿智眼光和深邃思考。

    （《文汇报》3.28 唐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