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二月，唯此花朝

    ■江隐龙

    中国农历的四季更迭以春为首，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国岁时的流转以春最为艳丽，又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如果要找一个代表春天的节日，很多中国人脑海第一个浮现的可能会是春节。

    这里其实有些误会，春节以“春”为名却未必在春天。中国农历是阴阳合历，春节属于阴历那部分，而春天以立春为起点，立春却属于阳历那部分。也就是说，春节要是追到了立春前面，就妥妥地成了晚冬。而且，春节尚处于数九寒天，百姓家的门前虽然贴满了红幅，大自然却依然一片万物肃杀，春节的春意，终究还是淡了一些。

    其实，中国有一个更适合代表春天的“艳丽”节日，那就是花朝节。

    比起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花朝”二字实在有些生僻。花朝节一度盛行于大江南北，但最终在岁月流逝中湮没无闻；花朝节所供奉的花神曾庙宇广布、香火不断，如今却在大众认知中被遗忘了姓名。

    “花朝”一词首次出现，是在晋人周处的《风土记》：“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春序正中即是二月十五，可见在浙江百姓眼中，此时正是赏花观月的好时节。

    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句中，“花朝”二字已不算罕见，如萧绎有“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江总有“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从字义中不难看出，这些段落中的“花朝”意为“花开的清晨”，恰能与“月夕”“月夜”相映成趣。

    赏花的雅趣，顺着南北朝一路向未来流淌，至唐代已蔚然成风。唐人爱花、赏花、鉴花，如晚唐罗虬甚至写了一篇《花九锡》，用重顶帷、金剪刀、甘泉等“九锡”，作为对花的礼赞——要知道，古代加“九锡”的权臣往往有称帝建国的野心，罗虬以“九锡”歌颂花却不觉僭越，唐人对花的宠溺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花朝在唐代依然未形成法定节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曾提到“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这一掌故很有些真伪莫辨。因为，直到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李适因为二月没有节日而与大臣李泌商议，李泌回答：“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可见，“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时”在唐代只是约定俗成的观念，但二月的确没有像样的节日，所以李适君臣这才将二月初一定为中和节。不过，虽然没有节日的“加持”，唐人眼中的“二月十五日”终究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徐凝《二月望日》中的“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一句，甚至将这一天凌驾于中秋之上，可见春花的魅力竟是盖过了秋月。

    到了宋代，花朝终于“修”出了节日的“正果”。

    到了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可见，宋代——至少是宋代的浙江，花朝节明白无误是在二月十五。当时花朝节民俗活动也蔚为壮观，杭州百姓大多出行“玩赏奇花异木”，并形成了如王保生园、包家山桃花、天庆观老君诞会等“知名景点”，各处一派“观者纷集，竟日不绝”的热闹场面。

    唐人的花朝只是达官贵人用于吟诗作赋的良辰美景，但宋代的花朝节则已经发展成君民同乐的世俗节日。花朝节的出现，背后不仅仅是文化的流变，更是农业技术的发展。

    宋代花卉种植与买卖已是颇为常见的行当，不然也不会有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种种“小心思”。

    （《文汇报》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