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宝国2023年因病去世,下文是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纪念他的文章。
“你可以写得更好”
宝国行笔犀利,有时亦表现为讥讽的稍许刻薄。读过他的《去大同开会》等文的朋友,都会联想到他奚落的对象包括在下。已经故去的朋友、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华祝教授就曾经当面对我说过,表情言词都过于严肃,似乎责备我反应麻木。其实朋友之间,实不必在意这些。毕竟叙事情节中的窘态,都是确实发生,种种细节也都是自己说出来的。而宝国挖苦的对象同时还有学界名望更高的老冷、贩子、杠头、猴子等。另外一篇《老王的一天》,说“老王”“新作问世”即《秦汉时代的少年吏》。因为我有拙文《两汉的少年吏》发表在《文史》第51辑,也有人以为“老王”是说我。其实“老王”事迹很多,许多一看就知道和鄙人全然无关。《老王的一天》《去大同开会》都收入《虚实之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是宝国典型的诙谐文笔。
宝国的幽默自嘲,有时也同样尖锐透彻,而大家听了,只有快乐。比如他回忆在日本读书期间,开着电视,意在练习听力。正当勤学精神蓬勃时,不想却被嫂子制止:“你把它关了吧。那是韩国台。”
就学术判断来说,宝国的眼光是很高的。但是他批评的表达方式,似乎比较温和。拙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是我所承担第二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的最终成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承史念海先生赐序,后来也得到一些肯定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发表徐卫民书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2000年1期发表臧知非书评,《文摘报》1999年6月3日发表书讯,2002年10月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但是奉上宝国,他的评价显然是不高的。不过,他当面的批评仅仅只有七个字:“你可以写得更好。”
这个项目1992年立项,当时的工作态度,其实是力争写得好一些的。如宝国《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自序”所说,是“认真用心的”。后来读到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一文,真心佩服其史识的高明。这才是真正有深度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收获。周一良致胡如雷信,因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句。对宝国其他两篇论文,更有“所未发之覆,读来很过瘾,有寅老风范,既出蓝,又跨灶矣”的表扬(《怀念周一良师》,《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86页)。宝国主题相近的好文章,还有《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等,都收入他的《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
“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
宝国出身史学世家。我个人对于这样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背景,是深心敬重的。我们有些朋友也是同样身世,但不大说到自己的父辈。宝国则不同,言谈或文字,总是常常就近说到胡如雷。
在《父亲的书》一文中,宝国说到胡如雷所著“在当时的学术界很轰动”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宝国不用溢美文辞,评价非常客观:“他花费了很多年心血,读了不少书,史料不说,单是《资本论》就认真读了三遍。但是,这本书既然是要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不可避免地要拿中国史与外国史广泛对比。进行这种研究,作者必须对外国史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研究,而他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这本书是通贯性的,涉及从战国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他虽然在大学教过很多遍中国通史,但毕竟不具备像钱穆等老一辈学者那样广博的通史知识,所以,这本书到底说对了多少,到底有多高的价值,老实说,我是始终心存疑虑的。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毕竟是一次快乐的旅程。抛开一切庄严的、宏大的理由不谈,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宝国在这里两次使用“快乐”一语。
回想宝国的言行,好像“快乐”二字可以用来形容他周围的小气候,“快乐”似乎也正是他精神生活的底色。在对于胡如雷先生的回忆文字中,宝国还写道:“1949年以后,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时,有杂志约他写一篇署名文章。他谢绝了,还写信告诉人家他的几个‘不写’,如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不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不写,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文章不写,等等。因为不写,所以失去了一次走红的机会,也因为不写,所以‘文革’结束后,他没有任何问题,活得欢天喜地。”
“还想再写点东西”
2022年3月和宝国相约而终未得聚,算来距今天快两年了。现在时届周年纪念,又在手机上回看几位朋友当时发送的相关微信文字。一位青年编辑写道:“……其实同老最后走得很突然,本来9号还约了北医三院的专家,同老还说要是这次的药管用,还想再写点东西。没想到周三突然发烧,到晚上就不太好,周四都没来得及转到楼上病房,就走了。”读来感伤,痛心之至,不禁老泪双垂。“还想再写点东西”几个字,似乎有着难以言说的分量,就像夜风扑打北窗,敲击着我们的心。
(《南方周末》2.1 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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