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胡同生活

    ■邵燕祥

    我写这一个个地名，一篇篇文字，也正是对往昔时光的一次洄游。但我没有徒步或乘车一一重游旧地，有些已经没有了，有些街道的院落面目全非了，有些胡同截短了，取直了，改名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留在我的心里，我照着心里的印象，描摹在纸上了。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东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石碑，竖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应当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

    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低矮的门楣上写着两个汉字中镶一个假名“花の家”。也是许久以后，我才懂得这里住的都是军妓——日本皇军的行伍之“花”。这胡同里还有一处，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白面儿房。鸠形鹄面、破衣烂衫的男人在那里出入，吸鸦片，抽白面儿，日久天长成了街头的“倒卧”。

    但“倒卧”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饭的，我认识兄弟两个拉洋车的五六十岁的老人，经常停靠在南下洼车口上。我上学坐过他们的车。后来我见其中一人不拉车了，越来越委顿，越来越褴褛，秋冬坐在北墙下晒太阳。有时就坐在“迪威将军”宅邸布满铜钉的红漆双扇大门前，这样的大门并列有三，很少开启。也没有门房赶走那个拉洋车拉不动了的老人，直到他从这人间消失。

    我所谓的“迪威将军”宅邸，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据近年有些文字资料，它曾经属于什么盐商，没有提到过什么“迪威将军”。此说闻之于我的母亲，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礼士胡同的，她说这个宅邸的主人是海军中的将领，那该是北洋海军。袁世凯为了羁縻有实力的军人，封了一批将军，都是“×威将军”，我看到一个名单，偏没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军中另搞了一套，不过，我无意去做这份考据了。

    王府井大街，无论它的沿革，还是它风貌的变迁，都可以写成书，不止一本。在没有改造成步行街之前，它两侧的店面，虽略有兴替，但总的格局维持了几十年大致不变。

    路西有个一间门面的瑞士钟表店，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家。我知道这家店是我们育英小学（敌伪统治时一度改称为灯市口小学）的郭先生家里开的。

    郭先生名宗渊，他不教课，但管理“儿童生活园”。名为“园”，并不是露天的园地，而是高台阶上一个大开间的厅堂，类似图书阅览室。每逢下课，就从儿童生活园的扩音器里传出唱片上的音乐，校歌或其他我们熟悉的乐曲。

    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可以办借书证，下课后到儿童生活园借书回家，每证一册，借期一周。生活园中有一半地盘设短脚桌椅，可从架上随意取阅报纸杂志。另半间，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玻璃书柜隔开，里面顺墙排放着书架，分类陈放着薄薄厚厚的儿童少年读物。自己选好以后，拿到“万有文库”书柜一头把口坐着的郭先生那里，他把书里的书名卡取出，跟借书证用曲别针夹在一起，放进卡片柜，从周一到周五分成多格，该星期几还书的就插进哪天的格子；然后再在书的封三处盖章，章上是应还书的年月日。看加盖的日期章多少，就知道有多少人先我读过这本书了。

    我最初一批课外读物，主要是从郭先生手里借阅的。郭先生总是穿着一身长衫，灰色的或蓝色的，冬天则是棉袄或皮袄。他不多言语，但我敬重他，因为我喜欢他管理的书；他好像逐渐熟悉了经他手借书的孩子，虽然也不说什么，我们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的善意。

    一九四七年春，我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三四年，自以为不是小学生了，有一天路过灯市口就想进油房胡同回母校看看。并没受到阻拦，一径走进儿童生活园。全校都在上课，儿童生活园里，只有郭先生一人，我叫郭先生，他还认得我，并且像跟大人说话一样，跟我这个十四五岁的“老校友”谈天。谈些什么我全忘了，谈过以后我也没再去校园的别处看看，就走了。

    从这回以后，也没再拜望过郭先生。一九五六年瑞士钟表店当然也“公私合营”了，不过郭先生似乎还继续在小学里供职。到了八十年代，听说他已退休，搬了家。

    （《胡同里的江湖》 北京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