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龙能飞行，能呼风唤雨，与凤凰、麒麟等同为祥瑞之物，后来在发展中逐渐成为皇权的象征。因为龙的神性，其形象就有着特别复杂的构成——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汉代画像中的龙基本上都有双翼。《论衡》中记，“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广雅》中载，龙有蛟龙、应龙、虬龙、螭龙四种。许慎《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古人认为是龙掌管降雨，《礼仪》中就有“土龙致雨”“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遇大旱用土龙招雨，为祈雨主神。龙也是“四大神兽”之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在古人的认知里，每到冬春之交的傍晚，苍龙显现；春夏之交，朱雀升起；夏秋之交，白虎露头；秋冬之交，玄武上升。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的红山文化玉龙，还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这些早期表现龙形象的历史文物，不管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都以简括而最具特征的表现，塑造或描绘了中国人所创造的龙的早期形象。龙的早期形象以有角、身体蜷曲为特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想象，而在后来的不断添加中构成了一个神话中的形象。
到了战国时期，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中，龙的形象已经为人所用，它与东晋顾恺之所画《洛神赋图》中的六龙并驾，都表现出了龙的作用；而在汉代马王堆的T形帛画中，在上方的日月之下，双龙对峙，张口吐舌，身体蜷曲如蛇，其中一条龙还有双翼。可以说，到了马王堆时期，龙的形象已基本固定。
正因为有了马王堆帛画在一个特别的空间里构造了与现实相对的另一个世界，所以有了在汉代画像中的诸多表现，除了大量单独存在的龙，龙还与鱼、龟、虎、羊、凤、云等相配而表现出不同的意蕴，构造了汉代社会中的独特景观，而这些组合都有着独特的意蕴。以二龙穿璧为例，本质上是表现祥瑞。
龙在汉画中以其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了特别的威严，是一个符号性极强的形象。其中作为“四神”之一与白虎相对，有着在方位中的基本概念，所以，汉画中的龙虎相对就表现出这样一种关系，同时在汉代的文化中显现出特别的“龙虎精神”意义。
《神兽戏龙虎·日月》画像石的构图，不仅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常规，而且在龙虎之间还有一只神兽作舞蹈状，有“戏”的表现。在该画像石的两端，白虎一侧有内含三足金乌的日；青龙一侧有内含玉兔、蟾蜍的月。这一在汉画像石中极为少见的特殊配置，表现出了龙虎与日月的关系，同时，也蕴含着与东王公、西王母的联系，因为东王公和西王母是坐于龙虎座上。
到了西汉刘向所著的《新序·杂事五》中，有了楚国人叶公子高那样的好龙者，“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尽管这是“叶公好龙”这一成语的主角，可是，反映的则是一种普遍好龙的社会现象，而所对应的就是社会中常见的因好龙而画龙的社会现象。
史料记载中有三国画家曹不兴画的《青溪见赤龙出水图》，而南朝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更是千古流传。唐代画家吴道子画龙，“鳞甲飞动，每天雨则烟雾生。”到了南宋，则有了专事画龙的名家陈容，并有作品传世。到了明清时期，龙为皇家所专用，也成为皇权的符号，龙袍、龙椅、龙柱、龙碗等，宫中举目所见皆有龙的形象，龙也由绘画中的表现转向工艺和设计中的图案，同样表现了中国匠人在工艺和设计方面的才华。
龙作为十二生肖之一，既是生肖纪年中的一个年份，又是相关民俗在这一年中的集中表现，其中作为文化遗产的舞龙则凝聚了民俗艺术中的核心内容，有着在广大地域中的普遍性的表现，并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在节庆、贺喜、祝福、驱邪、祭神、庙会等场合，都以“舞龙”的习俗显现了具体功用上的意义，也成为民间娱乐的一个项目。龙在民俗艺术中有着较多的表现，剪纸、面塑、泥塑、织绣、雕刻等，都在不同材质和不同表现中塑造或刻画了中国龙的形象。
显然，龙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与时俱变的历史演进，从远古的简单形象到逐渐复杂的构成，从被群体崇拜到被用于巩固皇权，龙成为中华的图腾，也是艺术表现中的一个特别内容，开启了人们超现实的想象。时至今日，龙已成为博物馆中的艺术，而中国人心中的龙则成为龙的传人引为骄傲的符号。
（《新民晚报》2.3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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