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施政方略的人性论基础

    《管子》一书由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们托管仲之名集体完成，该书在总结管仲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集诸子百家之精华，以成就王霸政治为目标，建构了一套以人为本、德法并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施政方略。追本溯源，人性论是《管子》施政方略的逻辑起点。

    《管子》从利益角度来考量人性，将人性的特征概括为“欲利而恶害”（《管子·版法解》，以下出自《管子》的文献只注篇名）。在得出对人性的这一基本认识之后，《管子》并没有像儒家那样进一步对人性做出“善”或“恶”的价值评判，而是仅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理解“欲利而恶害”。《管子》之所以不关注人性的价值属性而只关注人性的本来面目，是因为《管子》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其探索人性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提升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要帮助君主找到“御民之辔”（《牧民》），即找到驾驭人性的高效、便捷的治理方式。在《管子》看来，“欲利而恶害”的人性冲动是启动人力的关键，它举例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禁藏》）。《管子》认为，君主应该正视人性的这一特点，一方面要保持头脑清醒、提升自我修养，避免自身被短期利益所迷惑而做出错误举动，《管子》的《心术》《白心》等篇都谈到了相关论点；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正是因为人会受到人性“欲利恶害”的驱动，君主的意图才有了被贯彻的可能性，因此，君主在制定治国策略时，应“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形势》），用好赏、罚两种手段，“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这样便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管子》从民众生存发展的角度对民之所欲所恶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四欲四恶”说，“四欲”是指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四恶”是指忧劳、贫贱、危坠、灭绝。《管子》建议君主“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管子》认为，“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牧民》）。正是基于上述认知，《管子》提出了“予之为取”（《牧民》）的治理思路，即要想从民众那里得到支持，就要先给予民众。在这一治理思路的指引下，《管子》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众物质利益和基本生存的措施。

    《管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虽然从功利主义出发理解人性、利用人性，但却并没有把人性之所欲所恶框定在经济利益和物质欲望的范围之内，而是超越到了精神层面，看到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即“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版法解》）。所以，《管子》建议君主不仅要保障民众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要让民众感受到君主对他们的爱护之情，即“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版法解》）。这种治理思路，使《管子》的治国方略呈现德法并用的风貌。

    在肯定人精神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管子》进一步提出了“四维”说，“四维”即支撑国家稳固发展的四根支柱，“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管子》认为礼义廉耻作为国家的道德价值支撑，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牧民》）。“四维”又来自哪里呢？《管子》给出了明确答案：“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管子》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管子》在重视物质文明基础上强调精神文明、道德价值的重要性，更为理性务实。

    （《光明日报》1.6 唐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