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乡下人的意见

    ■沈从文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与我的十分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有气魄，有力量。

    至于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偏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的人呢，我不习惯同这种人要好，他们给我的“同情”，还不如另一种人给我“反对”有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

    这是个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自然是不相称的。        

    我从事写作，不是为准备做伟人英雄，甚至于也不准备做作家，只不过是尽一个“好公民”责任。既写了，就有责任克服一切困难，来把它作好。我不希望做空头作家，只盼望能有机会照着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大目标，来终生从事这个工作，在万千人共同作成的总成绩上增加一些作品，丰富一些作品的内容。要竞赛，对象应当是世界上已存在的最高纪录，不能超过也得比肩，不是和三五同行争上下、争出路，以及用作品以外方法走捷径争读者。这种四十年前的打算，目前说来当然是相当可笑的，但当时却帮助我过了许多难关。

    概括说来，就是我一面向自己弱点作战，顽强的学习下去，一面却耐烦热心，把全生命投入工作中。如此下去，过了几年后，我便学会了写小说，在国内新文学界算是短篇作家成员之一了。

    一九二八后由于新出版业的兴起，印行创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销路，我的作品因之有机会一本一本为书店刊印出来，分布到国内外万千陌生读者手中去。工作在这种鼓舞下，也因此能继续进行，没有中断。但是，当我这么学习用笔十年，在一九三五左右，有机会从一大堆习作中，编印一册习作选，仔细检查一下工作，才发现并没有能够完全符合最初从事这个工作时，对于文学所抱明确健康目的，而稍稍走了弯路。摇动旧社会基础工作本来是件大事，必需有万千人从各方面去下手。我认为写作必需通过个人的高度劳动来慢慢完成，不宜依赖其他方法。从表面看，这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发展，似乎有了些脱节。我曾抱着十分歉意，向读者要求，不宜对我成就估计过高、期望过大，也不必对我工作完全失望。因为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正如作战，如需用文学作短兵，有利于速战速决，不是我笔下所长；如需要人守住阵地，坚持下去，十年二十年如一日，我却能作得到，而且是个好手。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我本来是一个平凡乡下人，智力才分都在中等，只由于种种机缘，居然在过去一时，有机会参加这个伟大艰巨工作，尽了我能尽的力，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现在我已进入人民队伍里，成为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

    （《文学课》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