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黄湘金
在近代妇女史上，对女性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新式女子教育。今天学者一般将1898年商人经元善创建的“中国女学会书塾”（又称“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视为国人自办的社会化女子教育的起点。作为维新运动的产物，“中国女学会书塾”亦因政治斗争而终：1900年，经元善通电反对“己亥立储”，遭清廷通缉，逃亡海外，女学堂主事无人，只得关闭。此后新式女学的命运，成为晚清士人关注女性问题时的重点。
可以确定的是，新式女子教育并没有随昙花一现的“中国女学会书塾”而终止。经元善在1902年的演说中便引用佛偈，对此前提倡、主持女学的同道予以“播种者”的身份追认，认为当年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对后来者的跟进，他非常乐观。而此年《大公报》对女学堂在南方四处开花的描绘，更让人兴奋：“南方通商口岸，自上海开通女学后，经莲珊太守首倡捐建女学堂之议，自是而苏而浙、而无锡、而武昌相继踵起，又膨月张而至于湘粤。女子无不发愤自强，日以讲学为事。”现今碍于所见，文中提到的各女学堂之情状已难考索。
1902年的北京，仅有教会女校贝满女学堂、长老会女校、慕贞女书院，并无自办女学堂。当年曾有满族官员禀请庆亲王奕劻设立八旗女学堂，“庆邸然之。后以见阻于八旗各都统，遂罢是议”。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国人在北京自办女学的最早报导。今天看来，北京风气远不如南方开化，京中官员反需借上海出版的《女报》来改变其对“开女智、兴女学”的成见。
至1903年，京城里已经有了朝廷即将兴办女学堂的传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曾经回忆，当年内务府大臣诚璋出面请服部宇之吉起草兴女学计划。此举很可能是出于慈禧的旨意。因为涉及到从日本聘请女教师的问题，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而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于京师大学堂校址上创建女学堂的设想并无下文，此处很可能是慈禧心血来潮的冲动。
当时有报道称：皇太后命裕朗西之女公子在三海中择一处开设毓坤文会，并准在外设立分会一节，已见他报。兹据内侍传说，该文会设在中海，名为“毓坤总学会”，每日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晋、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准入总学会听讲。其分会则官绅商民之妇女，凡身家清白，不论已学未学，均可入会听讲云云。果尔，则女学之兴盛当不远也。
就在北京女界和报界翘首期盼中，毓坤会却迟迟未见下文。1905年5月《大公报》又有“毓坤会”的消息，但记者语气已经十分犹疑，在按语中言，“上年即有此等传说，究竟不知确否”。
1905年7月，端方被任命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在逗留北京期间，利用面见“慈圣”谢恩的机会，端方大力强调女学堂的重要性，颇得慈禧称允。在致湖北女学生的电报中，他提到自己曾四次晋谒慈禧，“即女学亦经面奏，慈圣亦以为然”。
1905年12月10日晚，《南方报》记者从北京发来电报，称“两宫面谕庆邸（按：即庆亲王奕劻），仿贵胄学堂例筹办皇族女学”。可见皇族女学之筹设，前有端方之意见，近则有陆军贵胄学堂之激刺。慈禧要求仿办女学，显有示教育平等之意。而《大公报》1906年初的报导则更加详细：
闻内廷人云，日前召见军机大臣时，两宫垂询贵胄学堂规模，催饬赶紧开办。并云外洋重女学，而中国此等风气未开，拟俟贵胄学堂办有成效，再设皇族女学堂，专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入学肄习，以期输入文明，咸知爱国等谕云云。
消息中“专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的学员标准，正与毓坤会一脉相承。另据直隶《教育杂志》转录《津报》的消息，参与筹办皇族女学的尚有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夫人、荣寿公主及陆伯英侍郎之夫人等。而消息所用“贵胄女学堂”的名字，最终为该学堂定名。
虽然端方对于美国的女学颇有好感，但比较日本和欧美各国的女学情形之后，议设中的贵胄女学堂还是预备借鉴日本的华族女学校。日本华族女学校规模宏大，学制健全，为“天皇及王公大臣，凡华族之女子肄业之所。分为初等小学、高高［等］小学、初等中学、高等中学，凡四科，各三年，以一年为一级，满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得入学。”
1907年3月2日，《大公报》登载女学章程“业经议妥，将于开印后入奏”。六天之后，《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实施。而在同一天，《大公报》上刊载的消息，令关心贵胄女学堂的读者欣喜不已：
贵胄女学堂事，政府已会同学部妥议，约于春间即可开办。
不久之后，《申报》刊载消息，透露此事引起了北洋亲贵袁世凯的注意，而他密保推荐的贵胄女学堂监督人选，则是京津女界中享有大名的吕碧城。
吕碧城荣膺贵胄女学堂监督之职的最大资本，不为才华出众，而是她主持北洋女子公学的经历。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于1904年初冬，吕碧城为创始人之一，并主持全校教务。1907年夏，日本国民新闻社社长德富苏峰参观天津公立女学堂时，曾对吕碧城大加赞扬。北京报界则称其为“近日女界中独一无二的名家”。
（《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