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苦难的一生

    ■尚永亮

    从永贞元年（805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七岁，柳宗元在荒远僻陋的永州和柳州整整待了十四年，直至葬身于柳州。

    当然，在长达十余年的废弃生涯中，柳宗元也感受过乐趣，展示出一些希望归田终老的欲念和借佛理、山水以排遣苦闷的倾向。但问题的关键是，柳宗元本质上是一个执着型的士人，他性格中刚直峻切、固执信念的成分过重，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以其出游山水为例，即可看到，他往往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在“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那“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刚刚领略到了一点“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的乐趣，马上又被牵拽到了“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那永久的现实悲患之中。

    苏轼认为柳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事实上，在柳宗元那里，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便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正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脱，所以他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

    柳宗元这样一种苦闷、悲凉的心态和日趋忧郁、冷漠的性格，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使其文学作品总体上呈现一种哀怨、沉重、冷峭的格调。与韩愈、白居易等人多将关注视线投向社会政治有所不同，柳宗元更多地将关注视线投射到自我身上。前者是外扩的，后者是内敛的；前者注重的是所作诗文的政治针对性和社会影响力，后者注重的则是文学作品抒悲泄怨、自我慰藉的功能；前者的取法对象主要是盛唐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后者的取法对象则主要是六朝的陶渊明、谢灵运，尤其是上古的屈原。

    至于柳文，传统看法多认为胜过柳诗。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在唐代与韩愈并称，其对古文的开拓之功和所作贡献，得到了后人的公认。作为中唐时期的古文大家，柳、韩二人可谓各具特色，不一定非要分出一个高下来；而就思想的深度和对某些文体如寓言、山水游记的开掘来说，柳宗元无疑已达到其所处时代的最前沿，很少有人能与之比并。

    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读书》），对诸多历史、现实问题深入思考，这使他具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哲学眼光，这种眼光也时时在他的文学性散文中展示出来，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凡俗的深度。他的寓言讽刺文，大都短小精悍而笔锋犀利，寄托深远，在准确抓取对象某一方面特征的基础上，赋予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和讽喻内涵，具有独特的冲击力和穿透力。至于其山水游记，更是一枝独秀，凌厉古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柳诗还是柳文，我们在肯定其高超的艺术表现的同时，还应关注其内含的始终坚持自我而不肯屈服的抗争精神。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

    从“风波一跌逝万里”到“独钓寒江雪”，勾勒出柳宗元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置身苦难、品味苦难并超越苦难的心路历程，也展示出一种傲岸高洁的文化品格。

    （《独钓寒江雪：尚永亮讲柳宗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