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实验室面对风险

    做染色实验时，透明的二甲苯试剂腐蚀手套，沾到了任语的手上，她一时有些茫然。这年，任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就读硕士一年级，她的主攻方向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我接受的实验室安全训练里没有提到，手套如果沾上了化学试剂，30分钟后防护就会失效。后来我又去问了其他人，他们也不知道。”在那之后，任语操作化学试剂前，都会了解手套的防护类型以及有效时间。    

    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内外高校实验室，科研安全防护机制均设有多道防线。当危险出现时，往往是多道防线同时失灵的时刻。

    忽然出现的隐忧

    某实验室人员患癌的消息上热搜后，11月中旬，基础医学专业本科生李涵收到了朋友转发的《实验室致癌物名录》。

    对照名录，她发现，其中蛋白质电泳的TEMED、常用于细胞染色的荧光剂等都是基础实验课程上常用的药品试剂。  

    “其中一种用来杀死肿瘤细胞的化合物，实验课老师提醒过我们可能致癌，其他那些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在用的致癌物，没太多提过。”李涵回忆。她记得实验操作过程中的防护措施与其他实验课程也没什么不同。    

    “我们实验里大概50%的试剂是有毒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戴好口罩和手套。”在一所医科大学攻读博士二年级的吴今表示。

    这一个月，不少实验室紧急召开了安全会议。艾琳是湖南一所重点高校生物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从大一开始和研究生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她回忆，“似乎大家的理解里，实验室安全一直是和爆炸、火灾这些突发事故相关的，很少考虑实验物品的慢性侵害。”

    “长期在实验室接触有毒试剂究竟会不会增加患病风险？”李涵这几天在论文数据库中寻找资料。

    她发现，上世纪90年代，瑞典研究团队就对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和医院的2553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做了追踪调查。调查结果让李涵心安了不少：这群工作者总死亡率和癌症发病率均低于当地同年龄人群的平均值。不过，数据也显示，在那些极有可能接触化学品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中，血液淋巴肿瘤的标准化发病率有所增加。    

    任语看待这个问题更镇定一些。她在做细胞实验之前，接受过“病菌培训”的安全教育，其中一条就是：在用癌细胞做实验时，如果手被实验器材戳破了，不小心沾染了癌细胞，不用过分担忧。因为癌细胞不是病毒，是不会穿透皮肤屏障、直接进入人体内的。

    标准与屏障背后

    套上长款白大褂，再拽下袖口包裹住手腕……任语站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实验室的细胞房里，小心翼翼地查看最近正在培养的细胞。

    即便不是在做实验，任语现在也不敢再轻易摘下护目镜。上一次因为在实验区走廊走动没有戴护目镜，“我们就被（检查员）说了”。检查员的意思是，只要在实验区，就必须保证“全副武装”。

    后来做实验，任语都会用最高规格的保护措施，“师兄和安全准则说的要求，哪个规格更高，就按哪个来。”    

    在美国经历了多年实验室规范培训的任语，把国外的科研安全防护机制总结为“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工程设计。诸如设置化学通风橱，能高效地把烟雾、气体排放出去，给实验人员提供一个更安全的操作空间。

    第二道防线，是实验室的“老板”。“老板”要负责教会或指定其他人教会实验室成员每一个实验的操作方法。另外，在做任何实验前，“老板”需要向系里的专职部门提交文书，由专业人士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某一个实验的危险系数过高，专职部门则会建议实验人员换用替代性方案。

    第三道防线，则是实验者自身。在三道防线里，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容易被击溃的。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2006年进入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几本厚厚的实验室操作规范。“我必须看完这些书，通过了测试，才能进实验室。”即使他后来获准进入实验室了，无论做什么实验，必须保证至少有两名研究员在实验室内，方便出现问题后能够及时救助。

    实际上，对于任语提到的这三道防线，国内的高校实验室大多也有。马臻说，他主持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主要来自教育部和学校的文件，然后课题组组长去除和自己实验室不相关的部分，并张贴在实验室的墙上。    

    但他仍然坚持细致、复杂的实验室检查。他说，实验室不能在六七十分的状态下运行。“实验室安全，不是0分就是100分，不允许一点差错，出事就是大事。”

    更有效的奖惩办法

    马臻觉得，现在学校里有关实验室安全的考核，还可以改进：考试题目相对固定，相比实验室里遇到的复杂场面，过于基础。

    这几年，马臻所在学院的实验室里，也出过一些小事故。比如，一名学生做实验时把一种酸丢在纸板箱里，冒烟后烟感报警器也响了；还有一次，一个课题组在年久失修的烘箱里烘干稻草，箱内温度一下子升高了几百摄氏度，也差点烧起来。    

    每次发生事故之后，都会迎来新的一轮实验室安全规范的培训浪潮。“国内任何一个高校实验室出现了险情，不出一两天，就会涉及我们的实验室培训、检查强度进一步升级。”马臻几乎已经把握了这个规律。

    现在，学校已经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奖惩办法，比如这几年一直在做的“标杆实验室”评选。在马臻的院系，实验室安全评分和年底每一位教职工的奖金挂钩，“这样也能形成一种互相监督提醒的氛围。”马臻解释。

    （《解放日报》12.10 杨书源 张紫旖 陈书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