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风雨五十年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一直身处上海文化评论的前沿，和新时期文学大潮同步，见证了五十年来所有的文化拐点。他说：“年轻时，心很大，总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后来才知道，心其实不比拳头大多少！一生做过不少工作，研讨也罢，参议也罢，惟写作才真正伴我一生，为文化守夜，是我的宿命！”

    1973年5月，25岁青工毛时安为当时的《美术资料》杂志创刊号写了一篇美术评论《众志成城 战无不胜》，轰动一时。他没意识到，这是他五十年红红火火艺评生涯的开笔之作。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文化高度匮乏、发表文章难如登天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样的说法之“夸张”，现在人会觉得荒诞到离谱，但事实上，当时要说“见报”，其稀罕程度一如当下AI进入我们的生活。他是当年蜚声全国的“上海青年评论家群体”的标志性成员，与许子东、吴亮、程德培、蔡翔等同为《上海文学》的骨干作者。

    从1989年开始，毛时安担任《上海文论》副主编和上海市作协副秘书长的职务。他邀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业界评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文学史已有定评的名著提出新的解读，推动了当时文学史、现代史、哲学史、音乐史、美术史、乃至党史的深入思考和书写。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动到海外的学界”。在上海市作协的工作中，他参与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柯灵、胡风、夏衍、陈伯吹、王辛笛等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为中青年作家组织研讨会，组织编辑“大上海小说”丛书。

    90年代初，《文学报》组织过一系列热点话题讨论。回忆往事，毛时安历历在目：“那时，文学开始向文化转向，但尚不明朗，我在时任《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的支持下，大胆主持热门话题的讨论，广涉影视、建筑、艺术等等，各种热点的大文化话题，整整持续了两年左右。其时，全国各地有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热烈讨论，包括钱谷融先生、贾植芳先生都参与其中，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1997年，毛时安进入上海市文化局从事创作和管理工作，参与了许多重要剧目的创作。丰富的人脉与经历，使他熟悉文艺界的各行各业，精准到个人个案。他为人谦和随意，大家叫他“大毛”，朋友们说他最大的优点是“不装”，待人接物带着一份热情和率真。他常自谦“没有文化”，但60岁时出版的《毛时安四卷文集》中，却时时溢漫着他的学识和思想。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自我定位要“为生民立命”。步入文艺评论界后，他不断强调的文化立场几乎“四十年始终不变”，那就是警惕文化评论的过度现代化和过度市场化。

    他提出的“文化包工头”现象曾引起中宣部领导的高度重视。所谓“文化包工头”现象，指的是国内文艺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现象，盖因人才的匮乏和盲目冲奖等原因造成，且存在已久。此后，他又发表《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其中提出的文艺“四浮”，对文艺与金钱、政府文艺管理的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再次引起文艺界的关注。

    大概是“苦孩子”出身的原因，生活中的毛时安特别“多情”，说起旧时游戏，他会眉飞色舞，说起早年的苦难，他喉中作梗，眼眶湿润。工人家庭出身，从小三兄弟打地铺过夜，薄被之外，北风呼啸；经济拮据，每个学期开始，父母总为学费而龃龉不休；至暗时刻，曾两次高考，两次携高分被拒，历尽坎坷才跌跌撞撞地冲进华师大中文系。他深知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之不易，故而不遗余力，为优秀的舞台作品撰写大块文章，给予热情的肯定。作为评论家，他不是一般的冷眼旁观，他有自己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推而论之，我们的文化艺术缺少什么？缺时代性，缺少百姓的呼吁与呐喊，缺少“为生民立命”！

    （《新民晚报》12.17 胡展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