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歌中的“我”字何以如此之多

    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是人们常说的唐诗，但魏晋诗歌同样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些魏晋时期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熠熠生辉。

    阅读欣赏魏晋诗歌，会发现其中存在大量“我”字入诗的现象。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记载统计，魏晋诗歌“我”字直接入诗共涉及92位诗人的449首诗（累计858句）。从指向上来看，含“我”的魏晋诗歌除了少数指诗人之外的他人他物，多数均指诗人自我，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类诗歌。

    从诗歌内部发展来看，“我”字入诗，于先秦诗歌尤其是《诗经》中已多有所见，汉乐府中的“我”字亦是屡见不鲜，东汉无名氏所作《古诗十九首》中同样也有“我”字的使用。魏晋诗歌汲取前人这一作诗传统，在诗歌中使用了“我”字。

    魏晋诗歌中的涉“我”诗句，有一些是对《诗经》诗句的引用或化用，诗人借此表现魏晋时代主题下文人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诉求。魏晋诗歌之“我”受《诗经》影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袭用《诗经》成句，如曹操《短歌行》“我有嘉宾”取自《小雅·鹿鸣》。二是化用《诗经》诗句，如陆机《拟明月何皎皎》“我行永已久”，化用《小雅·六月》“我行永久”。从以“我”入诗的魏晋诗歌对《诗经》具体诗篇的袭用与化用，能够看出魏晋诗歌所受到的《诗经》的影响。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抒发的是诗人主体的情感，而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无疑是诗人主体情感抒发最直接、最明显的指称。以“我”入诗写作诗歌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魏晋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发展阶段，自然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这一传统。

    《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个体存在的强烈意识即人自身的觉醒，魏晋“人的觉醒”这一时代思潮，自然会体现在魏晋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而以“我”字入诗，适合直抒胸臆，适合表现强烈归结于自我的主体情感，彰显主体意识之“我”，契合魏晋诗人自我意识发展的现实需求。比如魏晋的羁旅行役诗，诗人们以“我”入诗，清晰表达了个人的主张与情感。魏晋诗人生当乱世，多有因不同原因而背井离乡者。行旅之“我”在艰难乱世寻求立足之道，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境遇之间注入深沉忧思。大致说来有：羁旅而处家国百姓世界中的“我”，羁旅而处人世情感世界中的“我”，羁旅而处个体精神世界中的“我”。家国百姓境界中的“我”多是曹魏诗人写作的，个体精神世界中的“我”多是两晋尤其是东晋诗人写作的。这与曹魏到东晋思想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从汉语语言发展情况来看，“我”“余（予）”“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我”由于没有“余（予）”“朕”那样的语义功能（“余”表谦卑，“朕”表尊敬），所以一直沿用下来。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魏晋时代，诗歌中使用“我”更能突出抒情主体的内心世界，因为它广泛存在且在使用上没有谦卑与尊敬的语义功能。所以，魏晋诗歌以“我”入诗也是汉语语言自身发展的一个选择。

    （《光明日报》11.23 连晓雨 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