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任继周“学术养生”

    将七十余载年华献给西北，于茫茫戈壁筑起现代草学的躯干与血肉；一件尼龙外套穿了数十年，却累计捐款600多万元设立奖学金……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草学奠基人、开拓者任继周的百年人生，一半极“卷”，一半极“舒”。而长寿的秘诀，他说就是“学术养生”，“大脑指挥着身体，脑子好使，身体各部分才运作得好”。

    “卷”

    虽已是期颐之年，任继周依然坚持每天5小时的工作模式。他总担心“来不及”，写不动长篇论文，干脆开设微信公众号“草人说话”。他不怕听到生死二字，最怕与社会脱节。最近，他还在思考如何把5G和ChatGPT应用于草业领域。

    工作时，他离不开一副带链子的眼镜、两台电脑，还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尿袋。他在93岁时检查出膀胱尿潴留，装上了瘘管。学生胡自治怀疑，老师是在翻译教材的那几年落下了病根。

    1956年，苏联的草原学教材更新。为了尽快让学生用上新教材，刚把甘肃天祝高山草原站建起来的任继周决定联合胡自治等一起翻译。每天天未亮，任继周就在草原上开始工作，结束后立即赶回办公室翻译。所谓办公室，不过是两顶帐篷。高山上寒风凛冽，做实验的蒸馏水瓶在晚上常常被冻裂。为了少上厕所，任继周很少喝水，一坐就是4个小时。遗憾的是，写了几年的珍贵手稿还没来得及出版问世，便因特殊时期无人看管，被老鼠吃掉一大半。

    “任先生倒没有难过，他只是劝我，以后千万不要憋尿。”作为任继周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88岁的兰州大学教授胡自治谈起过往，历历在目。那些年，30岁出头的任继周还是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一名讲师。为了兼顾试验和教学工作，他每周两趟往返于甘肃的武威和兰州。几年下来，售票员都熟知这位常披着雨衣、戴着帽子、提着包的年轻人，甚至还为忘记带钱的他垫付过车票钱。

    80岁时，任继周仍习惯于小步快跑。他曾经的学术秘书、兰州大学教授林慧龙回忆说，即使出差时候机，任院士也在忙着敲击电脑，哪怕是起飞前的15分钟，他都要读报纸、读杂志。

    “真正有学问的人”

    20世纪70年代，任继周提出大力发展草地农业，但在“以粮为纲”观念的长期影响下，反对声四起：“饭都吃不饱了，还给你种草？”起初，他据理力争；后来，他沉默了，转而用实际效果带动转变。“我做我的事，走到前头就好了！”1981年，任继周正式创立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而最初的所址租赁了一座体育馆椭圆形看台的1/4，实验室、杂志编辑室、办公室都挤在这里。

    自此，他带着队伍一头扎进草地进行农业试验，还不忘叮嘱跟过来的队伍把甘肃农业大学的工作也做好。试验地的成功，逐渐让草业的价值得到认可。在西北，他在甘肃庆阳草地农业试验站使用18%的耕地面积建立草田轮作的人工草地，使谷物单产提高60%，总产提高40%，畜牧业产值翻了一番。在西南，贵州威宁和晴隆的试验站也取得成功，比如灼圃试验站，1年产草量就增加了11.5倍，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

    1984年，国家大力提倡种草种树，草业“科学的春天”随之来临。那年，受启发的钱学森从工程系统论角度提出了“草产业”，担心只是“冒叫一声”，便写信请教任继周。次年在一场草业问题研讨会上，两位“笔友”一见如故。钱学森谈到“草产业”时说：“他这样一位科学家的鼓励，才使我增强了信心。”

    借着这股势头，任继周搭建起了草业科学的框架，从“草原”到“草业”，一字之差打破了农牧边界。他说“钱学森是中国草业科学的创始人”，而钱学森也称任继周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到80年代，任继周意识到，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需要具备国际水准的草坪。草坪是草业的前植物生产层，为此，他很快组建了我国最早的草坪研发团队，还从国际竞争中突围，为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打造了中国自己的草坪主场地。

    “所有人的坐标系”

    近20年，任继周一心扑在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建立上。他认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为此，他90岁时在兰州大学开设全国第一门农业伦理学选修课。

    后辈们也愿意聚集在任继周身边，不仅因为他是我国草业科学的一面旗帜，更因为自己的人生曾被他“照亮”。胡自治研究生毕业时，恰逢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哪里能吃饱，任先生就把我们往哪里送”。在后来的特殊时期，任继周一手创办的草学专业差点被撤掉时，也是胡自治等学生顶住压力，将其保留下来。

    任继周在学术上的严谨，对林慧龙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林慧龙随80岁的任继周去贵州考察后，写了一份报告发给他。次日清晨4点，任继周不仅回了邮件，连文章中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从那以后，林慧龙发每一封邮件前都会反复斟酌，“任先生是所有人的坐标系。尽管我们偶尔摇摆、沉浮，但你永远知道，正确的方向就在那里”。

    93岁后，任继周每两年给自己订一次计划，先后完成了《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以及《中国农业伦理学》等著作。今年，他又订了新的“两年计划”：“我这年龄只计划两年比较稳妥。我想回顾一下优缺点，看看哪些工作做的还不够。生态文明的转变是一个大关，我这辈子解决不了了，要交给后面的人了……”

    （《中国科学报》11.30 田瑞颖 徐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