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如何看待人生

    梁漱溟是世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学开山者，他一生都在中西文化比较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新绽放光彩的机会。他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再由“出世”到“入世”的变化。可以说，梁漱溟毕生都在试图破解的思想谜题，其中一个是“中国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

    少年时期的梁漱溟，曾是功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他曾把去苦向乐、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梁漱溟早期的人生观念，主要是受其父亲梁济的影响。梁济以“有用处”三个字来评价世间一切事，认为有用即是好，无用即是不好。不过，梁漱溟慢慢发现，这种对人心的粗浅看法，存在很多疑问。功利主义中，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这种看法，最终被他否定了。

    18岁时，梁漱溟不顾家人反对，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他毅然剪去发辫，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并做了同盟会之喉舌《民国报》的外勤记者。但不久，1912年，作为记者的梁漱溟对现实的态度开始变得灰冷起来。他看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黑暗政治内幕，对民国初年的政坛感到极度失望。

    梁漱溟哀叹人生的无目的，认为世俗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并没有恒定的意义，所以通透的人生观只能取出世。在困扰中，他完成了《究元决疑论》的撰写。可以说，这篇最能代表梁漱溟出世思想的文章，是他四五年来研读西方哲学对人生所作思考的一次小结。

    也正是因为《究元决疑论》的发表，1917年10月，年仅24岁的梁漱溟受蔡元培邀请，正式来到北大授课。

    年轻的梁漱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心安，更是决心入世解救世道人心。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18年11月父亲的去世，是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加速器。

    在现实环境的刺激和催逼下，梁漱溟愈发从出世意念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位使命感极强的人物。4年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在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书中，他将人类生活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于物的问题、人对于人的问题、人对于自己的问题，由此三个问题演化出“三大系文化”。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之构想也因此而产生。

    他认为，西方文化为“本来的路向”，代表入世的、向前的人生态度；印度文化为消解存在的路向，代表出世的、向后的人生态度；而中国文化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积极的入世主义，也不是消极的出世主义，它“随遇而安”“调和持中”，不出不入，亦出亦入，恰到好处。梁漱溟肯定了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并热情拥抱了中国文化，急切呼唤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晚年创作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代表作，明显地又接上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话题。他重提了人生三大问题之说，这虽是旧闻，但意义确已不同。他说：“人对自己问题的学术，是打通世间出世间的学问，即是彻究乎宇宙生命的学问”。此时，梁漱溟更多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性和文化的终极意义来谈论这个问题。

    纵观梁漱溟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内心深处始终坚持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思考。当社会和人生的关系较为条畅之时，他对世间意义的把握更多表现在有目标的、自觉的行动之中；而当面对社会显得无力无奈之时，如何来说明世间的意义，便成为他的主要关切。

    （《中国青年报》11.28 李悦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