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念琪
天一阁博物院现在的正大门,不是创始人范钦家的原正门。范家正门为院内司马第的正门,门口两旁各有两根长杆挂中进士的旗,当年气派可见一斑。
以藏书闻名的天一阁,书藏于两层砖木结构的宝书楼。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距今460年左右,时藏书7万多卷。天一阁我虽去过多次,印象最深却是第一次,只因那次可上楼参观。
藏书的二楼是一长通间,与五开间的底层不同,隐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进楼见挂一排红木板,第一块6个大字:“烟酒切忌登楼”。挨后是《禁牌二》:“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之后一字排开的其他禁牌,一一宣告藏书楼的规矩。此外,还有没挂出的规矩:“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开门需各房同意。入楼如启动核武器:门和书橱钥匙各房分管,一房缺席就无法见书等。
若违规,处罚是“不与祭”。祭祖是中国人盛行数千年的隆重民俗,不仅进行礼、孝等传统教育,认祖归宗也是增强家族认同和凝聚,维护家庭身份及完整永久。罚不与祭,则是在家族中对个人的有期除名,变相逐出家门。所幸是没开除家籍,还是给出路,把你看作可教育好的子女。看似最轻是不与祭三次,但一年最重要的祭只有除夕、清明、中元、重阳四回,三次不能参加,也就意味将近一年不能参与家族重大活动和团聚。
制定这些规矩是为保护藏书,正是这些规矩让藏书传13代且绵延360多年。以至于在这些藏书面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感叹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一家藏书,其实是一家挑起了千家万户的护书重担。倘若没有规矩,藏之久而不散就成空话。
范钦去世88年后的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天一阁的规矩被黄宗羲打破。藏书对他开启得到范家各房及族长范光燮的同意,陪他书海泛舟的是范家任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坚冰的打破,不仅因黄宗羲的学识、人格和声望,也在于他是位爱书藏书人。他在登天一阁的前8年,总算有了自己藏书的续钞堂;连他为自己墓前望柱所写对联里也书影重重:“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定的规矩是可改的,而不是受制和囿于规矩。改是与时俱进,更好造福于人,惠泽天下。定规矩以保护和传承藏书,目的是为读书服务;现从为本族服务变为为外姓服务,规矩由此升华。
黄宗羲进天一阁的消息传开后,多少学者和藏书家是“买舟欲访甬句东”。继黄宗羲后,其主编《明史》的弟子万斯同、拥有传是藏书楼的徐健庵、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史学大柱”全祖望等纷至沓来,天一阁成为天下读书爱书人的黄金屋。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打破“书不出阁”规矩,把天一阁好书规模放出,为编纂《四库全书》献珍本638部,被采录473部。之前虽有黄宗羲为天一阁“取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那只是展现一张叫人垂涎的菜单,这次把珍馐端出,唾手可得。献书获乾隆帝嘉奖:“四库广收罗,懋柱出珍藏”,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共1万卷,钦赐铜版画《平定回部得胜图》1套16帧等。天一阁不仅输出藏书,并输出藏书楼建造模式。《四库全书》抄7套分藏的7座藏书楼,均仿天一阁而建;因乾隆帝有旨:“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
天一阁藏书有规矩,该景点进门范钦像,出口却是麻将起源地陈列馆。布局合规矩乎?讲解员以梁启超金句作答:“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麻将),也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看似不符规矩,实为规矩出神入化地运用。使生活更美好,才是规矩的原则和精髓吧。
(《解放日报》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