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亲见亲闻的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波澜起伏，从清朝末代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从伪满洲国战犯到新中国的文史专员，晚年回归一个真正普通人的溥仪，才真正找到了心安之处。本文作者从1962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后，曾与溥仪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从他回忆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平凡的溥仪。

    初见溥仪

    我1962年从作家协会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由于没有单身宿舍，我和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的孔令源同志，受到特殊待遇，被派居住在南大院办公核心区的西楼（两层）上的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里，待遇颇优。孔令源比我先到一个月，我一住进去他就对我说，你我受优待，居住在办公核心区。他还神秘兮兮地轻轻对我说：“受优待居住在核心办公区的除了你我，还有两个人，就是刚刚新婚不久、当了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的爱新觉罗·溥仪夫妇，他们就住在对面的东楼一层，明天你就可以看到‘皇上’和‘皇后’，我们的福分大不大？他们是婚后外面找不到合适的住房，而受优待住进来的，已有几个月了！”他指着东楼一楼中间的一大门，那就是他们俩居住的地方。我望了一眼，很清楚，离我们的距离约30米，正巧面对面。

    次日早晨6点半左右，我正做着体操，耳边传来“吱”的一响开门声，我举目一扫，正是昨晚小孔指给我看的东楼一层中间的大门。先走出来一位40来岁的女人，相貌优雅文静，手提一个装东西的中型黑色皮包。我远远地定心注目，心想这准是溥仪的新婚夫人了。女人刚顺手关上门，紧接着门又被推开，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拉着女人的手，先下台阶，向我站的平台方向走来。

    这一定是“皇上”溥仪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我。一直等他们上了台阶，到了我站着的平台，往大院的二道门走去，才发现了我。由于彼此陌生，又因为大院别无他人，迎面碰上，我主动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也对我微笑点头，算是还了礼，但彼此没有对话。

    溥仪趣事

    一次，溥仪和其他特赦战犯一起参观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派管理干部陪同，故宫方面也派人接待。溥仪3岁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被废除，他受优待继续在故宫做“小皇帝”，一直到1924年冯玉祥将军进北京把溥仪轰出故宫，时年已18岁，溥仪在故宫度过了少年时代及至成年。30多年后他再进故宫，不但自己觉得新鲜，而且别的同行都把他当成导游，让他讲讲故宫过去的故事。

    他平日沉默寡言，但这次颇为兴奋，有问必答。他说故宫比早年漂亮多了、变新变大了，自己真没有想到。他还讲起他所知道的，诸如先帝乾隆何以高寿89岁退位养老？珍妃何以被慈禧太后投井而死？他3岁登基何以在太和殿皇帝宝座大哭大闹？等等。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为了学骑自行车，下令把养心殿附近的院落的大门门槛统统砍掉的故事。

    原来，在故宫小朝廷当皇帝的溥仪进入少年时期，也同别的孩子一样，什么新鲜就玩什么。那年月，学骑自行车是新鲜事。溥仪一学会就不愿意往故宫大广场上骑，那里不仅路远，而且是砖头铺砌的，高低不平。他就喜欢在居住的养心殿附近串巷子、进院子，曲里拐弯、十分有趣。但所有院落的大门都有门槛，十分碍事。他便下令，两天内把附近几个院落的大门门槛统统砍平。从此，骑车无障碍，痛快极了。溥仪讲完，沈醉就问：“那时做小皇帝，还是金口玉言，一张口就立即执行？”溥仪即答：“那当然。小皇帝也是皇帝，谁也不敢回话阻止！那时我还有随时处罚他们的权威呢！”所有同行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笑声！

    溥仪成家

    1964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6名政协文史专员，首批被推荐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这6名首批被推荐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政协文史专员中，溥仪尤其受到从上到下的关切。从1959年12月首批特赦战犯释放开始，各种消息的公开报道，溥仪的名字都排在首位。至1964年12月公布6名政协文史专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仍然名列榜首，这是一种政治待遇。在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和个人生活受到的关切照顾方面，溥仪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是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结婚成家，最早有了一个和美的家庭生活。溥仪和李淑贤夫妇1962年新婚之初，曾住全国政协核心办公区，这在诸多的新婚政协文史专员中，是一个特例了。后来找到新住宅，是地处全国政协机关北边的一个独立小四合院，这也是特殊照顾。

    至于婚姻本身，以溥仪的历史经历和个性特质，要他本人找到合适的新婚对象，难度可想而知。据我所知，李淑贤女士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资深护士。无论是专业照护还是情感需要，对于溥仪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他们的结合，溥仪所在的政协机关和李淑贤所在的医院诸方面，都以多种方式出力，经好些位红娘分头牵线才促成的。当初我所见到的大清早溥仪送夫人上班到大门口才止步的一幕，后来彼此相熟后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她上班的医院在朝阳门外，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她白天上班，早晚还得照顾我，很忙，也很累！”话语中透露出这对新婚夫妇的情感。

    他们的婚礼据说也举办得热闹而隆重，地点在东城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即今之欧美同学会所在地），虽然其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没有摆宴席，但仍然是茶话会加酒会的形式，到场祝贺者近百人之多，特别是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几家都派有部级干部出席，颇为重视。而且由溥仪结婚开了头，那几年宋希濂等人办婚事，地址也沿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但规模都不及溥仪的婚礼。

    （《人民政协报》10.19 汪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