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微言”中的“大义”

    ■张岱年

    天人合一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源于春秋时代。各家所讲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这主要是：人是天地所生成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整体的部分，人为万物之灵，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整体与其中最优秀的部分的关系；自然的普遍规律与人伦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统一的。    

    天是没有思虑忧患的，人则必有思虑忧患，这是天人的根本区别。天人虽有区别，但人是天地所生成的，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人与万物仍然具有明显的统一性。所谓“天人合一”，是在承认天人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之上又肯定天与人的统一，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辩证观点。有些论者把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初民社会原始思维的“物我不分”混为一谈，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是原始思维的表现，这是非常荒谬的观点。    

    儒家宣扬“天人合一”，于是重视天人的和谐，但亦承认人具有调整自然的作用，而反对毁伤自然。这一方面有保护生态平衡、反对盲目破坏自然环境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变革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尤其对于通过自然科学的探讨，以掌握自然规律来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适合于人类的生活需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是儒学的一个严重缺陷。荀子虽然鼓吹“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想，但提不出“制天命”的具体办法，依然不能起到推进自然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虽然如此，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学说，仍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

    仁智合一

    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提，如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并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同上书，《阳货》）这就是说，知与仁是相辅相成的。专门好仁，可能失之于愚；专门好知，可能失之于荡。唯好学可以补偏解蔽。传说孔子所著的《周易大传》论“崇德”与“知化”的关系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下》）这就是说，提高道德修养与精研天地变化的奥秘是相辅相成的。这样把道德与智慧统一起来。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兼重仁智是儒学的传统。董仲舒明确宣扬“必仁且智”，他说：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爱人的品德与明睿的智慧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仁而不智，只有爱人的感情而不明事理，可能害事；智而不仁，虽明辨利害却不肯帮助别人，也是无益的。董氏此论，可谓深切著明。

    宋代理学家都讲仁智的统一，张载说：“仁智合一存乎圣。”（《正蒙·诚明》）这是孟子观点的绍述。理学家都肯定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又肯定“致知”的重要，这也是兼重仁智的表现。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基本上还是肯定知识的价值的。

    知行合一

    孔子注重言行一致，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同上书，《宪问》）《论语》又载：“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同上书，《颜渊》）言必须与行相符，行为上做不到的就不要说。这是儒家所提倡的言行标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    

    从王阳明这些话来看，知行亦非全无区别，二者还是有“主意”与“功夫”、“始”与“成”之别。他所强调的是知与行的统一。阳明所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与程伊川所说“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基本是一致的。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实际上是孔子以来儒家的一贯观点。宋明理学家都强调“论学”“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系。言行一致的儒者讲学都是“讲之以身心”的，即在身心修养上用功夫。    

    “知行合一”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古代形式。儒家论学，不是徒托空言，而要在生活行动上表现出来，要将自己的生活行动与学说理论统一起来，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过去儒者所谓“行”，仅限于道德履践，不包括革命、变革的行动，更不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活动，表现了一定的狭隘性，这也是儒学传统的严重缺点。

    （《正道：中国文化传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