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传奇”刘硕良二三事

    “他一个人肩扛手提漓江社的书去参展。近花甲的人了，扛着书上下地下通道，铆足了力气，年久多磨的腰带居然当街绷断，好不尴尬，他竟旁若无人地用捆书的尼龙绳胡乱当腰带扎上，继续蹒跚而行。”

    那个中午我开车上了漓江桥，初秋的蓝天，一朵一朵的白云映着远山。这般美好而日常的生活景致，可是刘硕良先生看不到了。他走了，招呼都不打一个——像他的风格。死亡是一个落子无悔的句号，让人瞬间阴阳两隔（刘先生于2023年9月16日去世，享年92岁）。

    他是多么地爱桂林，爱吃桂林米粉，是刘夫人黄丽清嘴里的“粉虫”。一个湖南人，在南宁生活二三十年，1985年，就因为漓江出版社（下文简称“漓江”）要在桂林单独挂牌，他携夫人举家搬到了桂林。黄阿姨之前是医院护士长，随夫搬到桂林后，在社里校对室做校对，那是个梧州生长的佛系女子，常常笑意盈盈。“漓江”早期的拓荒者里面，有好几对这样的双职工夫妻。在一张“漓江”早年团建的老照片上，大家一起在漓江的支流里划着小船，如花笑靥随着小船轻轻漂荡，洋溢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

    文昌桥头象鼻山畔的四层小白楼，是漓江出版社挂牌桂林以后第二阶段的社址所在，第一阶段大家都在铁西那个大院里，办公室和宿舍都在一起。我到“漓江”时已经搬到了小白楼。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没有电梯，楼上楼下搬书，要靠人力爬院子里贴楼而建的大石阶；也没有空调，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都靠吹电扇，记得顶楼还有编辑因此中暑。翻译家黑马的文章里写过，80年代末在深圳书展上见到刘硕良，“他一个人肩扛手提漓江社的书去参展。近花甲的人了，扛着书上下地下通道，铆足了力气，年久多磨的腰带居然当街绷断，好不尴尬，他竟旁若无人地用捆书的尼龙绳胡乱当腰带扎上，继续蹒跚而行”。这就是筚路蓝缕时期的漓江社和漓江人。就是在这个楼里，刘先生带着大家做出了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的《诗海》，那是1990年的事。这本书也许是回报漓江人辛勤耕耘的一颗“福星”，因为从它以后，“漓江”大奖连连，好运不断，199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里的《玉米人》《我弥留之际》《爱的荒漠》三种图书把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收入囊中，我们的辞书出版也结出了硕果，《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拿了同年同奖的二等奖。还有其他诸多奖项不胜枚举。

    我到“漓江”后对桂林充满好奇，头年春节没回云南老家。两口子担心我冷清孤寂，邀我一起到他们亲戚家里去做客，那天一大家子人很热闹，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茶点，他们一个劲儿地往我手里塞花生、瓜子，还有刘总最爱吃的椪柑。刘老师做人心无城府，说话比较直率、诚恳，很容易交朋友，上至社科院外文所的各语种专家，下至社里的司机、门卫，都能打成一片。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后来的交往中，像这样惬意的休闲时光是不多的，工作中的刘硕良是个倔老头，若论催稿进度，绝对是一流的“追魂手”；还会因为女编辑穿高跟鞋在办公室走路“笃笃”有声而瞬间燃爆，当众发飙。而且非常擅长“鞭打快牛”，你能干他只会给你压更多的活——他给你压活，霸气得就像给你授勋一样！

    中间有几年时间，我离开“漓江”，去桂林市文联主编《南方文学》杂志。2012年，世易时移，我回“漓江”有了呼声。还在犹豫过程中，适逢刘老师来桂林参加活动，我们去他下榻的酒店看他，80岁的老先生虎着脸对我说：“有什么好想的？回来！窗口期不会很长！”句句都是饱经世事的过来人的肺腑之言。而从刘老师手里接过的，是漓江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有未来前行的勇气和担当。

    （作者为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中华读书报》9.27 张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