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服饰的演变

    在绍兴的鲁迅故居中，可以看到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与两位祖母的画像。画像中，周福清身着清代青色官袍，峨冠博带，头戴素金色顶戴，胸前有补服，项上挂着长长的朝珠，两位祖母着红袍，也是宽袍阔袖，头戴花冠，雍容华贵。故居里还有鲁迅父亲周伯宜和母亲鲁瑞的半身画像，周伯宜服饰为中式立领马褂，头戴瓜式帽，鲁瑞身着大襟棉袄，头戴软帽，全是殷实人家装束。

    孩童的服饰，可以从鲁迅早逝的四弟椿寿的画像中反映出来。在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的正房东壁上，挂着一幅鲁迅四弟椿寿的画像。椿寿因患急性肺炎去世，只活了六岁。椿寿去世后，鲁迅的母亲很悲伤，鲁迅兄弟特地请了绍兴有名的画家叶雨香给四弟画了一幅遗像，这幅画随鲁迅母亲一直挂了四五十年。画像中的椿寿，身着至膝大襟袍褂，内有白色衬衣，肥大的裤脚下面是扎起来的，项上戴有长命锁，红鞋白袜，头上一抹小留海。 

    鲁迅一家的装束，基本代表了当时小康人家的样子。晚清至民国，百姓的装束大都如此，只是富裕人家与穷苦人家的服饰无论衣料的质地还是款式都有很大的差别。鲁迅的小说、散文中，多通过对人物服饰的描述，来表现人物的性格、阶层。

    1902年，鲁迅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读书，穿的是制服，后来到东京基本就穿日本的和服，现存鲁迅留下的不少照片可以佐证。日本的学生制服为黑色，样式是对襟立领，前面有五个纽扣，左侧胸前有一个衣兜，下面无兜。鲁迅穿衣照像时很是随便，常常是只系最上面两个扣子，下面露出内穿的小马甲。孙中山后来设计的中山装，就有很多这种衣服的元素，只是上下四个兜，领子为折叠式。周作人曾描述鲁迅在日本时的穿着：“他平常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象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鲁迅穿的和服都是布料做的，有单夹棉三套，内穿衬衣，但从不穿衬裤，逛书店时也常穿木屐。现存鲁迅最早的一张照片就是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的“断发小照”，照片中的鲁迅穿的就是在东京弘文学院时期的制服。

    民国时期的国民正装是长袍和马褂，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校服都是以袍子和马褂为规定制服。鲁迅把主张实行长袍马褂的人称为“袍褂党”。鲁迅在北京时的照片有许多都是穿马褂的。南下后的鲁迅，基本上以穿长衫为主了。1926年10月23日他写信给许广平汇报：“只穿一件蓝洋布大衫而不戴帽，乃敝人近日之服饰也。”      

    鲁迅一生的照片很多，但并没有一幅是戴围巾的。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她问鲁迅：“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鲁迅答道：“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她描述道：“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但鲁迅也不是没有戴过围巾。1918年11月19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往瑞蚨祥买手衣二具，围巾二条，共券十八元，与二弟分用。”在北京的冬天，一个南方人，围巾手套还是需要戴的，而且是与二弟分享，表达了大哥浓浓的情意。因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不会织毛线，鲁迅的学生、许广平的同学许羡苏还给鲁迅织过毛线围巾、毛线背心。

    鲁迅在上海期间的许多照片，基本是热天穿白布衫，冬日穿灰色棉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即使会见外国友人，也是穿中式长袍，从不穿西装，大概是因为中式服装比较舒适。有几张照片是比较经典的，一张是鲁迅1930年9月五十岁生日时在上海春阳照像馆所摄，后来都被用作鲁迅的标准像。与此同时，史沫特莱也为鲁迅照过一张，坐在藤椅上的半侧身像，地点是上海的荷兰西餐社。这两张都是身着白布长衫，表情深沉严肃，目光犀利。还有一张1933年摄于春阳照像馆的照片，上身内穿白色中式衬衣，套大V字领毛背心外套长袖毛衣，下穿西裤，系有皮带，左手叉腰，右手执香烟，潇洒而和善，极富生活气息。1936年10月8日，鲁迅抱病参加了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沙飞为他拍了一组照片，穿的是深色长袍，虽面容消瘦但精神矍铄。十天后，鲁迅病逝，在他的遗容照片中也可以看到他穿的还是那件深色长袍。

    鲁迅对服饰的历史很有研究。他曾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说：“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令人难忘的还有这句话：“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

    （《文汇报》9.25 萧振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