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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树立正确的中西文明关系观。
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论”，都不自觉地把中西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为古今之争，把空间地域之差替换成了时间历史之别。若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化的立场，就很容易得出中华文明适用于前工业化或前现代化社会，且“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失去效用”的观点。
我们应当坚决反对把中西文明关系等同于古今文明的关系，更不应当将中西文明依时间秩序进行机械排列，而要依类别差异横向地予以考量和交融，牢牢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第二，摒弃对中华文化的“客观主义立场”。
有人提出，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持有一种“彻底的客观主义立场”。在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时，应当完全地或者尽可能地消除任何主观解释的因素。且不说这种“彻底的客观主义”能否完全实现，单就其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下中国现实割裂的做法就是不可取的。它看似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某种纯粹性，实则将中华文化当作“久远的古物”束之高阁，恰恰无益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对中华文明不断进行有理、有据的创新性阐释，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文化的宝贵资源。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第三，摆脱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态度。
还有人提出：要么以中华文化为蓝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改造，是为“以古观今”；要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参照模板，对中华文化进行重构，是为“以今度古”。严格来说，这两种做法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削足适履。
我们要系统地、有机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史本质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仔细研判双向内在结合条件的前提下给出解决方案。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解放日报》9.19 高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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