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斯诺

    1972年，一位美国人在瑞士留下遗嘱，他希望死后将遗骨的一半葬在中国。做出决定的这个人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如今，他骨灰的一部分就埋葬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未名湖畔。

    斯诺的墓碑位于未名湖畔南端偏僻一角，知晓者甚少，所以它往往会被那些北大的观光客所忽略。

    但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斯诺却是无法忽略的角色。他的力作《红星照耀中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1937年一经问世即红遍全球。斯诺之后，前往陕北采访的西方记者趋之若鹜，但却从未产生能与《红星照耀中国》媲美的比肩之作。直到现在，此书仍是西方了解中共历史的基础读本。事实上，它也是斯诺新闻生涯的“珠穆朗玛”——斯诺后期的作品，远未达到它的高度。

    对中国革命来说，斯诺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第一次把中国红军放在了世界的版图上，展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真实的情况，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的作品在东西方同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对斯诺充满感激之情，他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斯诺书写《红星照耀中国》时不过三十出头，在其人生的后三十多年里，他笔耕不辍，有多部著作问世，但都无法超越他的成名作。斯诺年轻时放言，他要在三十岁致富成名，然后一心读书写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斯诺及其夫人海伦离开了他们盘桓了十多年的中国。那年，斯诺35岁，他确实成名了，但并未“致富”。

    斯诺1941年年初回到美国，旋即又出任战地记者。此时的斯诺陷入了重重危机：他要应对与海伦的离婚，还要想方设法寻找新生活；他要挥笔上阵，继续自己的事业，又要面对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尽管斯诺是个密苏里硬汉，但这些磨难还是损害了他的健康。病疴在他的肌体中缓缓蔓延，直到1972年突然发作，成千古之恨。

    在同时代许多人眼中，斯诺和海伦就是一对金童玉女，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杰出记录者。他们的老朋友、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这是一对多么充满活力的夫妇！”但婚后十多年的性格碰撞，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

    1950年，随着麦卡锡主义泛滥，美国国务院开始追查对“失去中国”富有责任的美国左派，包括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外交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相关人士。在联邦调查局的重压之下，“中国通”们惨遭碾压，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比如前外交官谢伟思；一些人到海外避风，比如学术界的欧文·拉铁摩尔和记者白修德、史沫特莱等，另一些人在写作和出版上受到限制，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诺。

    靠写作为生的斯诺进入了寒冬。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使他不能到中国采访。斯诺的书开始下架，包括《红星照耀中国》，他任职的《星期六晚邮报》持强硬的反共立场，与斯诺的观点经常发生冲突。斯诺的一篇介绍周恩来的文章被编辑改了标题，这使斯诺大为愤怒。最终以辞职抗议。他开始书写自传《复始之旅》，一方面想总结一下前半生，一方面也需要赚钱养家。

    上世纪50年代初，斯诺的情绪很不好，他在日本的文学代理人松岗洋子曾赴美访问过斯诺，她写道：“斯诺看上去十分沮丧，非常痛苦。”“我们在客厅里，斯诺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默默无语地坐着，他脸上那极度苦闷的神情仍历历在目。”

    斯诺的状况引起了不少“中国通”的关切。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伸出了援手，他拿到一小笔研究经费，并说服斯诺把尚未用过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撰写了《红色中国杂记》。这本书却只能油印出版，供少数学者参考。这与当年印行了数十万册，拥有几百万读者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1959年斯诺把家迁到瑞士，开始建立新的生活。虽然他仍保留美国籍，但再也未回美国居住。

    1962年至1972年是斯诺人生的最后一个十年。在这十年当中，由于世界形势发生了种种变化，经中美两国政府同意，斯诺于1960年、1965年和1970年三次访华，他成为自1949年以后首位访华的、也是访问次数最多的西方记者。

    斯诺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持续了三个月，访问的成果是长篇巨著：《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该书于1962年在美国出版，斯诺把它看作是第二部《红星照耀中国》，但是西方评论界对其评价是毁誉参半的。一方面，斯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信息；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他反映的情况不准确。

    在写作《大河彼岸》时，斯诺年届五十五岁，两鬓斑白，他已不再是1936年那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他肩负着沉重的责任，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他是中国革命的坚定朋友，又是客观独立的新闻人。面对着美国的“西方读者”，他要继续讲述《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他看好的中国人的命运，他要让读者信服：这些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合情合理的。显而易见，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简单。

    无论如何，斯诺再一次成为“中国通”的佼佼者，他在中国报道方面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再次得到公众的认同。

    1971年4月，斯诺夫妇驱车到意大利海岸那不勒斯度假，回到瑞士后，斯诺精神萎靡不振。他住进了洛桑医院，检查后发现患了胰腺癌，他便立即做了手术。

    1972年1月23日，毛主席获悉斯诺患癌的消息，当即与周恩来总理商定派医疗组开赴瑞士救治。北京日坛医院甚至准备好了一套家庭病房，以便接待斯诺一家四口。1月26日，北京的马海德、黄国俊以及武汉医学院的张锦坤医生等医护人员相继抵达瑞士。

    中国医疗小组在组长马海德的指挥下，为斯诺进行了全身检查，检查表明斯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没有必要手术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减轻最后的痛苦。

    斯诺当时已经六十六岁，癌细胞已转移，无法支持近二十小时的高空飞行。马海德告诉斯诺夫人：“我们原先准备在北京把医院作为你们的家，现在要把你们的家变成医院了。”

    1972年2月14日晚8点，斯诺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疗小组全力进行抢救。但不幸还是来临了，2月15日凌晨两点十六分，斯诺的血压归零，呼吸和心跳停止了。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北京晚报》9.13 张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