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人的音乐生活

    近期热映的国产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通过高适的回忆贯穿起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的人生传奇，其中也透露出盛唐诗人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其实，唐代不仅是诗的国度，也是音乐的国度。诗歌与音乐交相辉映。当时，无论是在宫廷禁苑，还是在歌场酒肆，都能看到人们忘情歌唱诗人的新作。

    《长安三万里》表现的天宝时期是唐诗传唱的黄金时代。李清照《词论》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据任半塘《唐声诗》统计，现存唐代声诗调有154调，其中80%创调于盛唐时期。天宝三载（744年）芮挺章编成《国秀集》，选开元、天宝年间诗作二百余首，其选取标准即为“可被管弦者”。在唐代，文人创作的诗歌主要通过歌唱流传，名曰歌诗。明人谢榛云：“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节。”（《四溟诗话》）清人胡震亨亦言：“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筝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唐音癸签》）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长安、洛阳设置教坊，由宫廷派教坊使管理，教习日常宴饮娱乐的乐舞、歌诗、散乐等。长安设左、右教坊，右教坊在光宅坊，以歌诗传唱为主，有“唐代第一女高音”许和子；左教坊在延政坊，以舞蹈演习为主，有擅长表演《踏谣娘》的张四娘。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许和子在开元末年选入教坊，改名永新。在一个璧月澄照的秋夜，她于宫中楼台高歌一曲，“喉啭一声，响传九陌”。“神笛手”李谟吹笛为许和子伴奏，结果到了歌曲结尾的高潮部分，许和子的高音居然超越了笛子所能达到的音域。一曲终了，笛子被吹裂了。

    据唐人李濬《松窗杂录》记载，李白在长安任翰林待诏时，一日禁中牡丹绽放，唐玄宗与杨贵妃前来赏花，还找来李龟年和梨园弟子奏乐歌唱。但玄宗看了歌单，觉得都是些过气的旧曲子，配不上眼前的名花美女，就让李龟年赶快去找李白来填新词。当时李白宿醉未醒，趁着酒力秉笔赋词，当场写就《清平调》三首来歌颂杨贵妃的美貌。当李龟年将这三首新词唱完，杨贵妃很高兴，用玻璃七宝盏饮了凉州葡萄酒，并亲自领唱了这三首歌。唐玄宗也吹着玉笛伴奏，由此奠定了李白在盛唐诗坛“一哥”的重要地位。李白创作乐府歌诗的事迹被收入《旧唐书》：“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这段关于李白的佳话，在中国诗歌史、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在岐王宅里见到一位歌伎弹着琵琶载歌载舞，她所唱的是李白的诗作《采莲曲》。相比于李白的放浪不羁，边塞诗人高适给人的印象是慷慨激昂。

    高适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苍凉悲切的艺术风格，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在歌场酒肆中，表现边塞风情的苍凉之作似乎更受欢迎，而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则是个中高手。当时，王之涣的诗就“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了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

    冬日的一天，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在酒店饮酒小憩时，正好有十几位梨园乐工和四名歌伎在此唱歌作乐，三人约定以每人被唱歌诗的数量来评判其诗作的优劣。这时一位歌伎先唱了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墙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接着一位歌伎唱了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便在墙壁上画了一道，随后第三位歌伎又唱了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于是两人颇有些自得。

    王之涣见势不妙，先嘲讽了一番歌者的审美趣味，说她们都是不入流的歌者，只会唱些格调不高的俗曲，随后他指着其中气质最不凡的一位说道：“等会如果她不唱我的诗，我就愿赌服输，她要是唱了我的作品，那你们不但输了，还要拜我为师。”最后这位歌伎果然唱了王之涣的《凉州词》。这下王之涣彻底翻盘，兴奋地大喊：“这下你们不得不服了吧……”歌伎们见他们开怀大笑，便过来问询，方知她们所唱的歌诗原来正是这三位诗人的手笔，于是感慨了一番缘分难得，与诗人们把酒尽欢而散。王之涣在《全唐诗》中仅存诗作六首，犹能一曲难忘，成为唐代“顶流”诗人之一，这不能不归功于歌诗传唱带来的大众传播效应。

    （《光明日报》9.8 黄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