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富汗建了座“中国城”

    2002年的春天，余明辉怀着商贸往来的想法第一次来到阿富汗，被战火中的满目疮痍所震惊。他克服种种困难，在阿富汗开设了一个经贸办事处。20年后，小小“窗口”变成了拔地而起的“中国城”，成了中国企业进入阿富汗市场的重要通道。

    炮火中初见阿富汗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明辉在部队服役了3年，退伍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外贸局工作。由于业务能力突出，他在几年后被破格提拔为干部，担任外贸站副站长。

    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加，余明辉觉得外贸行业应该改变之前等着订单上门的方式，要主动迈出国门联系业务，而且客户也不该局限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从1994年到1999年，他一直尝试拓展海外贸易范围，最后将目光投向了中东地区。

    2001年，余明辉来到伊朗首都德黑兰，设立了一个经贸办事处。“当时条件简陋，我们只是在当地租了几间房，由中国厂家提供货源，商品包括瓷器、服装、纺织品等，我们负责出口到伊朗。”

    阿富汗是余明辉的下一个目标。但他没想到，办事处刚刚在伊朗站稳脚跟，美国就发生了“911”事件，美军随后入侵阿富汗，中东局势骤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余明辉还是决定去阿富汗考察一下从事经贸活动的可能性。他花了很大力气，通过伊朗外交部门拿到了赴阿签证。

    2002年3月，余明辉第一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尽管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还是被见到的景象深深地震惊。“陪我去的翻译，也是位中国人，还有一位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我们一过海关就看不到任何管理人员了，路过一个村子时，村民说前面正在打仗，你们等等再走吧。”余明辉回忆道。

    等了两个多小时，前面的仗暂时告一段落，余明辉一行赶紧上车，想尽快冲过这段危险之地。“那条路已经称不上是路了，全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我们被颠簸得晕头转向，几乎要翻车。道路两旁就是堡垒，架着机枪，长长的枪筒对着我们，随时有走火的可能。我们等于是在枪口下硬闯。”

    出发前，那位伊朗记者告诉余明辉，阿富汗几十年来战乱不断，“没有法律，没有规矩”。直到亲眼看到，余明辉才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本来计划一周的考察，最后花了一个月才完成。阿富汗留给余明辉的第一印象是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但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未来在废墟之上重建的可能性。余明辉决定在阿富汗“扎个根子”，像在伊朗那样设立一个经贸办事处。

    一个大机遇来了

    余明辉第二次来到阿富汗，已是2003年的夏天。他积极奔走，协调各方资源、调研行业数据、选择办事处地点……当时的阿富汗境内几乎看不到中国人，余明辉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相关手续时，被时任驻阿大使孙玉玺看见了。孙大使觉得稀罕，从台阶上跑下来和他打招呼，问余明辉：“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2003年，办事处正式获得了在阿富汗从事商业投资和经贸活动的营业执照。通过这个窗口，余明辉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输送到阿富汗。当然，这是一个相对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当地政府部门效率低，基础设施更是难以想象的稀缺。

    余明辉回忆，当时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打国际长途电话，打到中国的价格是每分钟1美元，而且不找零钱，打15分钟电话收20美元是常事。好在当地人对中国人比较友善，每次值班经理都会优先接待他，免去了等待的煎熬。

    虽然在阿富汗的中国人很少，中国商品却是海量的存在。海拉特是阿富汗西部的一座主要城市，20年前，当地批发市场里已经有大量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了：广东产的CD机，江苏产的毛毯，上海产的药品……销量都非常可观。

    “其实中国人在阿富汗做生意是有不少优势的。我们在宗教、政治等方面与当地人没什么矛盾，反而西方人更敏感一些。”余明辉说。但中国人骨子里更看重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能长期留在阿富汗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搞工程建设的，由于顾虑安全问题平时总是大门紧闭，中国员工也不愿意出来与当地人交流。“你不融入当地，连婚丧嫁娶的习惯都不知道，大家彼此不了解，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余明辉说。

    到2013年，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在阿富汗设立了项目中心或商务中心，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阿富汗仍然没有“大本营”，中资企业还处于单打独斗的散沙状态。

    改变这种状态的转折点，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余明辉感觉一个大机遇来了。在与国内经贸领域的专家沟通之后，他下定了决心：“我们要建一个中国城，成为中国企业进入阿富汗的大本营，也是中阿两国经贸的纽带、信任的基石、交易的平台。”

    当时，余明辉负责的业务已经不局限于贸易，而是扩大到了工业生产领域。他带领团队先后投资建设了3个工厂，其中效益最好的是明海钢铁厂，一期项目的产量供不应求，正计划上马二期项目。“如果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建钢铁厂肯定比建中国城赚钱多、赚钱快。但从长远发展、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城的意义更加重大。所以我们暂停了明海钢铁厂二期项目，优先启动了中国城项目。”

    历尽艰难始建成

    中国城的地址定在喀布尔，2014年正式立项。2017年，中国城主体建筑大楼破土动工，负责施工的是几名阿富汗地产商，同时也是该项目的股东。

    大楼共10层，外观采用了连体双子塔形式，窗户、阳台都带有中式特点。工期历时两年，其间遇到过大大小小的意外，主要的困扰是当地一些军阀、帮派不时前来骚扰、敲诈，现场的保安与之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双方动了棍棒，大楼的玻璃都被歹徒砸碎了。

    余明辉出面与相关势力交涉，严正告诫对方不许再来闹事。“我在阿富汗时间久了，知道用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余明辉说。因为阿富汗的特殊情况，在这里做成一件事的难度可能是国内的十倍、百倍，这些问题确实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组建一个维护中国人利益的机构，这正是中国城的意义所在。我们会整合当地资源，当中国企业利益受损的时候，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2020年6月30日，中国城正式开张营业。“一带一路”“中国城”的中英文霓虹灯牌镶嵌在楼顶，从5公里外的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在余明辉看来，战后重建中的阿富汗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与中国市场高度互补。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为很多外国中小公司提供了发展机遇。十几年间，土耳其、伊朗等国的食品厂、水泥厂规模扩大了百倍以上。外资药店、电线经销商、建材公司也都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不能照搬中国经验”

    过去两年，阿富汗政权更迭、被美西方制裁，但中国城的业务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22年4月，余明辉作为项目中方负责人与阿富汗政府签署了3000亩地的转让协议，将创建阿富汗中国城国际产业园。这是阿富汗政府首次向外国公司转让土地。同月，中国城获得了喀布尔国际机场广告牌的使用权，成为第一家得到此项授权的外国公司。

    对于到阿富汗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余明辉有自己的观察：“中国企业进入阿富汗市场，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一开始因媒体报道而感到恐惧；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想象中危险，于是兴奋起来，什么都想尝试；深入了解后遇到许多实际问题，无从下手，又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放弃。”

    余明辉建议中国企业不仅要从商业上，更要从文化上去了解阿富汗，包括这里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法律法规、交易习惯，乃至什么人可以合作、什么人不可以打交道，办事该找什么部门、有哪些程序，都要了解清楚，才能避免走弯路。

    “在阿富汗做生意，不能照搬中国经验。”余明辉坦言，自己在阿富汗工作生活了20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城的发展是在走弯路、缴学费的基础上换来的，现在我们仍然谨慎从事，从来不敢懈怠。”他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同胞，也愿意将积累的资源分享给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环球人物》8.28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