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良玉与北京棉花胡同

    北京不少街道和胡同的名称，都与商品、饮食、服饰等五行八作有关，如灯市、花市、羊市、珠市、煤市、米市、菜市、缸瓦市、骡马市、西什库等街道，茶叶、干面、烧酒、官帽、卫衣、皮裤、胭脂、绒线、手帕、轿子、铸钟、小市、钱市、驴市、铺陈市、鹁鸽市、果子巷、酒醋局等胡同。这些街道和胡同的名称，折射出元、明、清数百年的商业沉浮，如果写一部旧京商业史，这是最生动的历史证物。

    有些街道和胡同的名称，从字面上便可知其义，有些就不能望文生义了。如棉花胡同，是不是专营棉花之所？我遍查史料，只发现这条胡同与巾帼英雄秦良玉有关。

    秦良玉是明末驰名巴蜀的巾帼英雄，一生执戈马上，纵横驰骋。《明史》将她入传，开头的描述颇具传奇色彩：“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虽然花木兰、穆桂英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这是活跃于民间俚诗及演义小说的人物，在现实中“查无此人”。秦良玉其人其行并不在花、穆二人之下，而且是真正的有据可考。

    秦良玉乃四川忠州人（战国时期巴国的“断头将军”巴蔓子和三国时期誓死不降的老将严颜均出于忠州。当地崇尚忠义蔚然成风，故名“忠州”），自幼与兄弟比肩习武，兼读兵法，不到二十岁即精于骑射。她胆智过人，又擅词翰，以娴雅仪度与善武知兵闻名于世，时任四川石柱宣抚使马千乘极敬慕她，在秦良玉二十岁时，二人结为伉俪。明末，外警频频，为卫护桑梓，二人训练家乡子弟，以备保家卫国之用。所部称为“白杆兵”——士卒皆以白木做矛杆，柄设钩，尾结环。川蜀多山，攀岩越壁时以矛上钩、环相衔，行军疾速，往往出其不意，故百战不殆，威名远播。

    不料后来马千乘遭人诬告，病死狱中，秦良玉只好“代领其职”。时值女真崛起，屡屡挑衅，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女真兴兵侵犯辽东，明军惨败，“京师大震”。朝廷急调劲旅驰援，秦良玉奉诏督师北上，与敌血战。经此一役，秦良玉之兄秦邦屏战死沙场，其弟秦民屏、其子马祥麟皆受重伤，所部子弟兵殉国者极多。北京解危后，秦良玉便率部返回家乡。

    天启朝对辽东后金之战，秦良玉率三千子弟兵驻山海关参战，以功授品级服色，得封诰。后来，她又奉命至四川讨伐叛军，被委任为总兵官。但当地的明军十分怯懦，不仅先行逃脱，还嫉妒秦良玉的战功，捏造不实战报。秦良玉愤而上书，谴责嫉功者，天启帝特下旨命文武大臣礼待秦良玉，勿因她是少数民族土司而歧视。

    崇祯三年（1630），清兵入关，北京再度告急，崇祯帝急召天下兵马“勤王”。秦良玉“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日夜兼程北上，马未解鞍，便与清兵激战，先后会同友军收复滦州、遵化等地，再度解除北京之危。由于秦良玉抗击清兵有功，崇祯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她“三品服色”及彩缎、羊、酒等物，还亲自作诗四首赐赠，以示褒扬。其一云：“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北京解严后，秦良玉率部出京，赴四川与张献忠作战。因受四川巡抚邵捷春节制，而邵不知兵，秦良玉意识到凶多吉少，却又无力改变。果然，邵捷春指挥的三万兵士被张献忠打得几乎全军覆灭，秦良玉建议再征调两万兵士，一半的军饷由自己供给，另一半由官府提供，但不被邵捷春采纳。秦良玉遂回石砫坚守，后因年老病故。一代女杰竟是如此结局，令人惋惜。

    值得一提的是，秦良玉不仅驰名巴蜀，也遗誉京华。她在保卫北京之战后曾于城内驻军，留下了一些遗迹，部分野史笔记如《藤阴杂记》《宸垣识略》《燕京访古录》等均有记载，并称她在“勤王”之后“驻兵于宣武门外四川营。其遗址，川人乃筑会馆以祀之”。“四川营”为胡同名，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北京带“营”的地名，均与军旅或后勤保障有关，如高丽营、骚子营、菜户营、铁匠营、小营等，四川营因有秦良玉屯兵之故，故名。四川营胡同内有四川会馆，会馆祠堂悬挂秦良玉戎装画像，中央原有一木龛，牌位书“明太保秦良玉之位”。

    除了四川营胡同，附近由十几条棉花胡同组成的胡同群也与秦良玉有关。在京驻军期间，她命令部下与女眷纺棉织布，故附近的一些胡同就被后人称为“棉花胡同”。曾有清人写《四川营吊秦良玉驻兵遗址》：“金印夙传三世将，绣旗争认四川营。至今秋雨秋风夜，隐约钲声杂纺声。”诗并非出自名家之手，却能反映出一些人对这位巾帼英雄的怀念。

    （《北京晚报》8.28 朱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