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在夜光杯中

    ■许晖

    史籍中的“蒲陶酒”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太史公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描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凿空西域的张骞虽然没有亲自向中土输入葡萄和葡萄酒，但他早已经见识过葡萄酒，甚至还极有可能品尝过。同样是《大宛列传》中的记载，张骞向汉武帝讲述大宛国的地望以及种种出产：“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是中国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现“蒲陶酒”其名。    

    接着，张骞又介绍安息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大宛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安息即名为帕提亚的西亚古国，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

    《汉书》则泛泛而言西域的且末国、难兜国、罽宾国、大宛国都种植葡萄。当然，此类记载都出自张骞之后汉使的所见所闻。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写道：“葡萄树是亚洲西部和埃及的一种古代的人工栽种的植物……葡萄树和葡萄酒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埃及就已经有了，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同样在很早的年代就为人所熟知了……中国人在历史后期从一个伊朗国家大宛得到葡萄树，那是早期中国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植物。这可以使我们充分地强调说：各种各样的葡萄栽培在当时亚洲西部，包括伊朗在内，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

    唐朝的时尚饮料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九月，长安城秋高气爽，正是适合聚饮的日子。唐太宗挟两年前发动玄武门兵变得以继承皇位的喜悦，又加上这一年粮食大丰收，遂“赐酺三日”（《新唐书·太宗本纪》）。国家有喜庆之事，特赐臣民聚会饮酒称“酺（pú）”。唐太宗以国家的名义，号召官员和百姓把这三天当成狂欢节，聚会饮酒，一醉方休。不过这时人们喝的酒还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太过珍贵，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传入中国，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却没有随之传入，因此导致从西域而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唐代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引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记载：“西域蒲萄酒，传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所引更为详细：“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10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已经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其中的艳羡之情宛在眼前。

    中国古代造酒，是用粟、稻或小麦加上酒曲发酵而成，蒸馏酒的技法是从元朝才开始出现的。

    用谷物造酒，可想而知有清、浊之分，因此蒸馏酒之前的酒就分为清酒和浊酒。清酒冬酿夏熟，是质量最好的酒，专用于祭祀的场合；浊酒虽然比不上清酒，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劣质酒，只不过相对清酒而言色泽稍微混浊而已。    

    劳费尔提到的“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这一事件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北宋初学者王溥所著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的《唐会要》一书中写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贞观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显然得自高昌，不过，唐太宗没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酿制方法，而是“自损益”，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结果竟然酿出了8个品种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开始成为唐朝的时尚饮料，帝国的诗人们争相在诗中吟咏：“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刘禹锡咏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鲍防更是将苜蓿和葡萄这两种最早输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王翰的《凉州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杨贵妃也爱葡萄酒

    北宋文学家乐史所著传奇小说《杨太真外传》载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欢会，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于是宣召翰林学士李白写新词。其时李白宿酒未醒，但还是援笔立就，这就是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其一为：“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乐史接着描写道：“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李龟年歌唱的时候，杨贵妃畅饮着西凉州的葡萄酒，手持的则是玻璃七宝杯，那可是堪比夜光杯的有七种宝物镶嵌的酒杯啊！“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的醉眼看到的，莫非正是微醺时倚着沉香亭栏杆的杨贵妃？    

    唐穆宗李恒也是葡萄酒的忠实拥趸。五代末北宋初学者陶谷所著《清异录》载：“穆宗临芳殿赏樱桃，进西凉州蒲萄酒，帝曰：‘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从此之后，葡萄酒自宫廷至民间，遍及中国各地，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品。

    与中国不同的是，葡萄树和葡萄酒的酿制技术传入西方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最初是供献给诸神的珍贵祭品。德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玛莉安娜·波伊谢特在《植物的象征》一书中写道：“头戴常春藤冠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是从近东出来的，也许他带来了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

    （《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